据战友群的消息，嫌犯石振恒为原16军的转业军人。根据报道分析，石振恒2014年度考核不称职，被单位作出了从副处级降职到主任科员后分流的决定，此事发生在孙恒山2015年12月到吉林省委610办公室履职之前，石振恒的降职处分和孙恒山并无关联。

　　此后石振恒一直找领导希望撤销对他的处分，被告知因为对他的处分符合公务员考核程序，领导个人无权决定撤销处分，直至案发。

　　无论何种原因，故意伤害他人，剥夺他人的生命权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我国法律的严惩。

　　公务员年度考核，要经过“动员部署、个人总结、民主测评投票、主管领导评议、主管机关审核评议、公示和书面通知本人、报送审核、资料归档”等多个规定程序，考核过程都要召开专门会议，各级政府部门对公务员的考核评议都会非常慎重。

　　公务员年度考核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种，考核结果会放进公务员的档案，成为公务员调整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晋升、培训和辞退的依据。对处分结果不服的公务员，可以按照《宪法》和《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诉”和“控告”，有权要求受理机关变更和撤销相关决定。主管领导个人确实是无权撤销对下属的年度考核决定的。

　　公务员在什么情形下会被确定为考核不称职，年度考核不称职到底有什么后果呢？

　　(四)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

　　(二)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第二十条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公务员所在机关应根据考核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二)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第二十七条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经教育后仍然拒绝参加的，直接确定其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等次。

　　由此可见，年度考核不称职，会对公务员的职务、工资、奖金和晋升都会造成影响，特别是“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更是会对公务员造成很大的震摄作用。

　　嫌犯石振恒不能正确对待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后果，不满情绪从2014年一直延续到2018年，最后产生报复心理，从军转干部堕落成杀人犯，也许只是一起极端的案例，但是从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公务员因工作原因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心理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排解，长时间压抑积聚就会引发严重后果，对此绝对不容小觑。

　　近年来，公务员因为抑郁症、压力、工作矛盾自杀和被杀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公务员作为一个重要、特殊、敏感的职业群体，由于连续的政策性和纪律性，不允许公务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任何差错，而具体工作的程序性又有着严格的工作轨道和规律性，再加上他们的前景发展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值的不断提高，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远高于一般工作者。

　　由于难以纾解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这些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公务员，轻者影响家庭生活质量，降低工作效率，重者出现精神异常，甚至导致抑郁自杀和焦虑杀人现象的发生。

　　今年湖南耒阳公务员工资延期发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据耒阳市财政局的解释是当地煤炭经济萎缩，造成国库资金严重不足，政府财政紧张，造成了耒阳公务员5月及6月欠薪。

　　职工对单位的基本要求就是按时足额发放薪金，落实法定福利保障，“工资都发不下来，谈什么情怀呢？”，公务员的“生存焦虑”由此被进一步放大。

　　6月吉林厅官被下属杀害的这起恶性案件，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因为公务员考核的工作矛盾死于非命，更是让人非常惋惜和痛心。

　　现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进入关键时刻，各级公务员首当其冲，将面临转岗、分流，重新适应新的角色转换等工作压力，关注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已经刻不容缓！

　　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将公务员心理危机干预纳入执政视野，在机构改革中不能光强调公务员们要有“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情怀，更要以人为本，加强调研，深入了解本单位本部门职工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帮助公务员排解心理负荷和思想压力，为广大公务员筑起一道心理健康的“防火墙”，撑起一把组织关怀的”“爱心伞”。

　　由于难以纾解，这些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公务员，轻者影响家庭生活质量，降低工作效率，重者出现异常，甚至导致自杀现象的发生。

　　从目前情况来看，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重视，并开展了相应的心理健康讲座、咨询等工作，但并未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其心理健康是切实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取得工作成效的内在要求。”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沈友军副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在沈友军看来，公务员心理健康是公务员素质健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公务员心理问题不但是其个人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宜把公务员心理危机干预纳入执政视野。”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地时有公务员上吊、跳楼等非正常死亡现象发生。据官方公布的鉴定结果显示，除少数“畏罪自杀”外，大多数却源于“劳累过度致死”、“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2014年7月26日，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此前2014年7月8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他同样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就至少有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又至少有20余人被官方认定为自杀。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看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机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的日益凸显。

　　早在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13.5%的职工选择了重度或极重的选项。

　　在云南某县机关任职的一位公务员朋友与本刊记者谈心时说：“我经常加班，而且还不像公司那样有加班费。每次连续熬夜加班后，调节三四天都缓不过来。感觉都快崩溃了，但这种郁闷又不知向谁诉说。”

　　“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却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即使个别地方政府或部门重视，也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目前，中国公务员主要面临工作繁忙导致心理疲劳、“本领恐慌”引发心理焦虑等两大“压力源”。基层一线公务员是主要受困扰群体。

　　一方面，工作繁忙导致心理疲劳。在当前公务员队伍中，心理疲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他们与各种琐碎、矛盾、纠纷打交道，工作节奏快，加班加点是常态，而且工作中还常存在害怕犯错的焦虑心态。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上访、突发事件等问题，经常会倍感挫折和无助，对工作滋生厌倦感。在拆迁、信访、司法岗位上的公务员，更容易出现情感压抑、工作失控、言语暴躁等状况。

　　由于超负荷的工作任务，不少基层公务员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无暇照顾老人及子女教育，从而引发家庭矛盾。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给一些公务员的心理健康也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本领恐慌”引发心理焦虑。由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公务员压力倍增，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验等。

　　“随着年岁增长，有些公务员职业倦怠感产生，职业认同感下降，专业技术能力也有退化，以致无所适从；现在中央对腐败零容忍，惩治腐败力度大，持续性强，互联网新媒体每日报道‘老虎’、‘苍蝇’被打被拍，也会导致一批曾经腐败过的公务员担心问题暴露被查，于是终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心理压力如影随形。”沈友军说。

　　在沈友军看来，有些公务员发生心理危机，除外界因素以外，还与自身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有些公务员毕业就到机关，缺少基层艰苦环境的锻炼，一旦遇到棘手问题，就往往因难以处理而无法解开心结。”

　　“人格冲突是公务员特殊的职业心理问题之一。”沈友军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公务员工作特点是要具有高度的服从性与规范性，这会使一些个性突出的公务员倍感压抑。这种‘内心世界’与‘外部行为’的不一致导致的人格冲突，也会严重影响公务员的心理健康。”

　　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公务员有了高标准、高要求。一些习惯于旧体制的公务员，其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维方式受到极大冲击，而问责机制日臻完善，‘为官不为’难以为继，也会导致公务员心理压力增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中央对公务员约束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要求越来越高，而以往的隐形福利却在减少。这也会使公务员中的一些人失去心理平衡。”齐善鸿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公务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但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从个人角度分析，受传统思维影响，不少公务员对心理问题认识存在偏差。“心理健康问题，不能等同于思想问题，但也不能完全分割开来。在现实中，有些公务员认为心理问题就是思想问题，说了就会影响仕途，于是不敢说不想说，死扛着，以致心理健康隐患越积越重。”齐善鸿说。

　　齐善鸿曾给一些地方政府公务员开过心理健康讲座。“这类讲座很受公务员欢迎。但令人惊讶的是，每次讲座结束后，极少有人当场咨询。但一段时间后，会有人用街边公用电话，或以帮家人或同事的名义咨询。”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公务员不想当着同事的面，暴露自己的心理问题，更不会承认自己心理不健康。”齐善鸿说。

　　类似现象，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临床经验同样遇到过。“公务员前来咨询、问诊和治疗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怕会影响仕途”。

　　“去年年底，本来我可晋升副处，但不知何故，最后上去的却是别人。”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曾对本刊记者说，“那段时间，我郁闷极了，还常感觉身体不舒服，但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可能是心理压力大所致。可我又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只好把自己内心包裹很紧。”

　　而从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公务员培训，往往侧重在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上，缺乏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学化的足够训练，以致公务员心理压力难以找到缓释渠道。

　　而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或部门对公务员心理问题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一些已经存在心理问题的公务员，大多数解决方式还是由负责党工团的书记、工会主席、妇女主任等按“思想问题”进行办理。

　　由于心疾难以消除，一旦工作中遇到挑战，如果公务员能力欠佳，缺乏危机处理经验，就极容易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应把公务员心理健康当成一个重点工作来抓，构建完善的公务员心理援助制度。

　　“应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心理健康咨询或测试，及时收集公务员心理信息，准确评估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性格特点等。”沈友军建议，“建立一套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跟踪调查研究系统，为公务员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公务员身心健康问题，要尽量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以往各级政府和部门提拔官员，更多看重学历、年龄和政绩，而对其身心健康，则没有更多关注。”沈友军说，“选拔官员时应过‘心理健康’这一关，对于明显存在心理缺陷的公务员，不宜提拔重用。”

　　同时，沈友军还建议，可将公务员心理健康服务“外包”。由于专业人员来自工作单位之外，这样可降低公务员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敏感度，打消他们的顾虑，以便把心理援助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要完善公务员谈话谈心制度。”齐善鸿建议，“公务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多数容易出现在矛盾集中、岗位调整等时期，此时要注意对公务员进行积极引导，及时疏导好思想情绪，以有效地解除心理问题。”

　　“可设立心理咨询机构或开设心理健康咨询热线，配备专业咨询人员，为公务员提供心理辅导。”李成言建议，“对那些已出现心理疾病的公务员，宜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其提供个别、保密安全的心理健康辅导和疏导。”

　　“中央党校、公务员专门培训机构应设立心理学科，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针对压力较大、承担特殊工作的公务员群体，比如公、检、法和各安全部门等，应进行专项的心理辅导。”李成言说。

　　“加强对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公务员心理健康意识。”在李成言看来，公务员自身平时也应多学些心理学知识，学会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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