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健康网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二十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学写字，2012年学写作。2013年10月出版第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面世后好评如潮。随后推出《苦菜花，甘蔗芽》和民间故事集《长脖子女人》。2015年78岁高龄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电话接通，她在那头开门见山：“我就是那个姜淑梅。”一口胶东普通话，听上去并不像七十多岁的年纪。“你跟我说话，就得用家常话说，我没念过书，别用书面话跟我说，我听不明白，没法给你回答，哈哈。”
姜淑梅和女儿艾苓住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绥化学院附近一处小区内。艾苓是绥化学院教写作的老师，也是一名作家。女儿是娘的写作指导老师，也是她作品的把关人。女儿这样形容娘：“她的文字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面的灰尘，但必须小心翼翼。我的原则是只改病句，删除重复的内容，不合格的让她重写。”
姜淑梅做了大半辈子文盲，直到花甲之年才开始认字，然后一发不可收。2013年10月，她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得到央视“读书”、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等节目的推荐。2014年8月，她出了第二本书《苦菜花，甘蔗芽》，延续第一本的风格，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第三本书《长脖子女人》，则集纳了这些年她所听所闻的民间传说。
读她的这些书，就像是盘腿在土炕上，坐在一位老奶奶的对面，听她娓娓道来。在她的讲述之下，历史变得平实、真切、活灵活现，几十年国家民族的风云变幻，化为普通人身上的普通故事。类似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和经历，也是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早已面目全非。
她的故事，更充满人生的智慧。“我爹教我两句话，一句是，人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多动脑筋，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问，那要想不出办法来咋办？他说，想不出办法来你也别着急，该咋着咋着呗，你着急也没用。还有一句，不可挽回的事儿，别老去想它。”
除了已经问世的三本畅销书，姜淑梅的第四本和第五本书也即将出版。第四本书写家族史，讲述东北、山东等地三四十个家族的故事，书名就是其中一篇的篇名——《我男人》。第五本书，是鲁西南农村的民谣小唱，因为小时候的歌谣、顺口溜、唱词，到现在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不写作的时候，姜淑梅的生活状态和中国所有的老年人没什么区别。每天做饭，收拾屋子，自己洗衣服。“我做饭总是换花样，今天中午饭吃饺子，那晚上饭就要换别的，不能重样。我现在吃嘛嘛香，吃饭可能吃了，我比张老师（她的女儿艾苓）吃得都多。吃饱饭了，看着桌上的饭，还可香可香啦，但也不多吃，吃饱了就不吃了。”
她每天早晨9点下楼锻炼，做66节“回春保健操”，累了就去老年活动室，看看人家打麻将、打扑克牌、下象棋。有人招呼她：“你也玩儿会吧。”她摇头拒绝，“我想玩儿的跟你们玩儿的不一样，我想让你们给我讲故事。”姜淑梅管听别人讲故事叫“上货”，这个比喻很形象，上完货，回家后记录下来，她就能把这些故事讲给读者们听了。“这几天我去了好几趟，也没上到货。有一个88岁的老太太，她给我讲了两个故事了，挺好的，我写完了，想看看她还有没有新故事，结果跟她坐了一上午，给她讲了好几个故事，也没套出她的故事。”
姜淑梅说，以前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梦想，写作、出书，是她做梦都不敢想的事，都一一变成现实。但是现在她知道了什么叫梦想。“我跟我闺女艾苓说，我也有梦想啦！我的梦想是我到90岁之前要一直画画，我得画出个画家来！我的野心不少，哈哈。”
对于往事，姜淑梅有一种超脱的态度，虽然已过古稀之年，她仍愿意往前看。“我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也不用多厚，一本书十多万字就行。以后，我还得接着上货，接着讲故事。”
姜淑梅：我出生在鲁西南的百时屯，家里有仨哥，大哥比我大17岁，二哥比我大14岁，三哥比我大5岁。我爹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闺女，仨哥他都没抱过，就抱过我。二哥在百时屯庙里办小学，娘让二哥把我领学校去。我去得晚，书都发下去了，人家都两本书，我就一本语文。学校不收学费，有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四五岁的，还有结完婚去上学的，就我一个小闺女。没谁跟我玩儿，也没啥玩儿的，我就玩儿语文书。时间不长，书皮就没了，这里掉个角，那里掉一块儿。二哥看见我的书，要打我手板，还没打上就把我吓哭了。
第二回发书，二哥给了我四本：语文、算术、常识、修身。这回我知道学，不祸害书了，但还是跟不上趟。第二册书没学完，我家搬到城里。二哥把我送到女子学校，叫我上二年级。我是收了麦子去城里的，到了秋天就听说有情况了，八路军要打巨野城，老师学生都躲到农村亲戚家去了。从那以后，我再没上过学。因为战乱，上学的路刚刚开始就断了。但虽说不会写，国语课本的前几课，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姜淑梅：这个事说来线年，我和我丈夫从安达回老家巨野，车到秦皇岛附近迎面撞上一辆卡车，我丈夫遇难。我住在秦皇岛的旅店里，等着处理车祸的事。那时候我闺女艾苓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不让告诉闺女，对她说有啥用，人都死了。等过年放假时，回来哭一场，就行了。可是，闺女有个同事跟她说了，我听说她哭了两天两宿，谁也劝不住，她还惦念我。我知道她心里难过，心想：要是我会写信多好，能安慰她。再想：闺女叫我学字，那我就学着给她写信吧。我让旅店里的服务员帮忙，我说一句话，叫她们帮我写个字样，我比着写。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好了，再往信纸上写。一封信几行字，我写了半个月，邮走了。
我老伴儿撒手而去，是我心里很难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我让闺女多买点儿毛线，睡不着觉的时候学着织毛裤。闺女劝我，学认字吧，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我就开始认字，身边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我的老师，牌匾、广告、说明书、电视字幕都是我认字的教材。几个月以后，我就能读幼儿故事了，有些字不认识，一顺就顺下来了。
姜淑梅：最早读的是《一千零一夜》。闺女家有很多书，我找出这本来读。书里有很多字我不认得，有的能蒙出来，有的蒙不出来。蒙不出来的字，我就问闺女。看完之后，我多认了不少字。后来，闺女买回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书，书里有些字我不认识，可还能看懂，看了也觉着好。闺女问，你说说哪里好？我说，细节真细，跟真事儿似的，是那么回事。那些作家里，我最喜欢乔叶，她写的故事在河南，跟我山东老家的风俗差不多，老家的事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姜淑梅：2012年4月末，我周岁75岁。闺女给我找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给我一沓打印纸，纸上已经有字了，她让我在背面写。拿起笔来，我手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一天写不出两句话来。写了十多天，我发现，我会写字了，手不哆嗦了，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一天能写三五行字。然后这几年就一直写。现在要是有故事、有好货的时候，一天写一千多字，还不耽误我出去玩儿，不耽误我做饭。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是每天凌晨，脑子最清亮，不会写的字也能想起来。家里人都起床了，我的状态也过去了，就回房躺着去了。
记者：很多想要从事写作的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从何下笔，这个问题您一开始是怎么解决的？
姜淑梅：我想，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先写的是胡子打百时屯的事，娘讲给我的。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正赶上地震，吓得大神尿裤子，爹讲给我的。这两个故事吭哧瘪肚写了很多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闺女下班回来，把我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我再照着样子填上。闺女看了我的故事，对我说，这两个故事挺好的，就当是练习了，你先放好。从现在开始，你写自己的故事，先写你来东北那段，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要想着，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姜淑梅：开始写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可多了。我把出疹子住的宿舍、后来住的大宿舍和三家合买的房子写到一篇文章里，闺女说，这是三篇文章，必须单独写。尤其是大宿舍，必须好好写。我说，就是一个大宿舍，没啥写的。闺女问，几十家住在一个大宿舍，怎么可能没故事呢？我说，半夜起夜，有找不到家的，也有找错地方的。晚上先都平躺着睡。要是半夜翻身侧躺一会儿，想再平躺就难了，那点儿地方早让人占了。闺女说，太好了，去写吧。很多文章都这样，让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后来我摸着规律，不用她挖，一门心思想着写作，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写已故亲人那段时间，我对闺女说，你姥娘、姥爷和大舅、二舅，他们好像还在，没觉着他们不在了。闺女说，那就对了，他们在你的文字里复活了。我不会用标点符号。闺女教过我，我记不住。看了莫言的小说，我再写东西有了标点，只使用三种标点符号：问号、句号和实心点。
姜淑梅：闺女把我写的故事打出来，贴到她的博客上。很多人喜欢看，看完了在闺女的博客上留言。闺女给我念那些留言。有个叫马国兴的先生，把我写的文章推荐给《读库》。《读库》还线块钱稿费，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奇事。闺女说，等着吧，肯定有人给你出书。果然没过几天，磨铁图书公司创新空间的人找到闺女，商量出书的事。
姜淑梅：是，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来以后，在北京开读者见面会，有读者问我，你怎么不用形容词？我说，我不会啊。那天还有个姑娘，提问时哭得泪人一样，我都没听清她问什么，我说，孩子，别难过了，我要不是有那些苦难，能有今天这样一本书吗？
姜淑梅：我本来没想写，我想干点儿什么，赚点儿钱，跟闺女说要上点儿馒头卖去。闺女说，已经有那么多卖馒头的了，你给别人留点儿饭吃吧！我说，那我就坐吃等死？闺女就让我写写自己的故事。后来，自己的故事写得差不多了，我想，还可以去找别人的故事啊，我就去找别人的故事。
姜淑梅：第三本书《长脖子女人》交稿后，编辑跟我闺女说打算配插图，但想不起找哪位画家更合适，想让我自己试试。我买回彩笔，试着画故事里的蛇、石磙、棉车子。画了一下午，很泄气，画啥不像啥。闺女说，你才开始画，要是画啥像啥，那些画家就得饿死。到今年4月，我又开始学毛笔字。写了一天，第二天我觉得比第一天写得好了。没啥事干，我就用毛笔写字，不是说想把毛笔字写好，我就想把毛笔用熟了，画画时用毛笔上颜色。
姜淑梅：我将要出的第五本书，写的是鲁西南的民谣小唱，我自己画插图，现在画了三十来张了，小唱唱什么，就配什么图。比如说“寡妇上坟”，那得画个坟，地上画个筐吧。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记者：您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中国作协，也出了好多本畅销书，这种变化对您的生活和心态有什么影响吗？
蒋淑梅：很多人都问我现在有什么变化，我就跟他们说笑话，我照镜子了，没啥变化啊，我脸上还都是褶子啊。要说变化，也有。以前我买什么东西都嫌贵，现在挣钱了，觉得什么都不贵了。其实我就是写着玩儿，活到现在，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是绝对不干了。
姜淑梅：1958年，我男人先去了东北。1960年4月，我们一家人从山东辗转去黑龙江的安达一家小砖厂安顿下来，在那里落地生根，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不想学东北话，说了东北话，我就找不到山东老乡了。
姜淑梅：我喜欢唱歌，有些歌知道调，不知道歌词，闺女在网上找，女婿给打印出来，我没事就唱。开始气短不够用，现在越唱气越足。闺女抄了几个歌的简谱，还在电子琴上用黑笔标出数字来。有个邻居过来教过我一回，就不来了，他说，要是一点儿乐理都不会，学起来肯定吃力。闺女也不会弹，但比我学得快。我也照着简谱，到电子琴上找能对上号的数字，《苏武牧羊》慢慢也能弹出调来。
听闺女说，作家出去叫采风，记者出去叫采访。我没文化，跟人家不一样，出去找故事，我说是“上货”。
我丈夫有个表弟住在巨野县的一个镇子上，能说能讲。2013年10月，我跟闺女回老家上货。十几年不见，表弟老年痴呆，不记得啥了。表弟的小儿子很热情，打电话叫来表妹家的外甥，他俩陪我们娘儿俩吃饭。外甥说：“大妗子，你跟我去张楼吧，我庄有个老爷子，就爱拉这些。”吃完饭我们就去了张楼。老爷子叫张鸿鸪，80岁，人家上过六年学，当地的传说和山东土匪的故事，都是他给我讲的。我常出门上货，谁那有货，我能看出来。这样的人都爱说话，记性好。刚开始你要是问：“你那有故事吗？给我讲讲呗。”他们准说：“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也不急，我先给他们讲。讲着讲着，他们就说：“这样的故事我也有。”
也有爱讲故事的，不用套，他就给你讲。我有个邻居姓翟，比我小一岁。有一天他碰见我，问：“姜姐，我听说你写书，是真的吗？”我说：“是。老弟你有故事吧？”他说：“我的故事很多。”我说：“你啥时候有时间了，给我讲讲呗。”他说：“行，明天吧。”第二天，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常去家对面小区玩儿。遇到爱说话的老太太，我就问：“老妹，你有故事吗？”有个老太太问：“你要哪方面的故事？”我说：“哪方面的都行，有意思就行。”她说：“不光我有故事，我家天天都有不少老太太来玩儿，明天你上我家来吧。”第二天我去她家，她变脸了。屋里有三个老太太，我说：“老妹呀，给我讲故事呗。”她问：“有啥讲的？”我说：“你昨天说，挨饿的时候你家有故事。”她说：“我闺女说了，挨饿的时候都挨饿，有啥好说的？”我看从她这儿上不来货了，起身跟她们说再见，心里很不舒服。
2014年7月，我去安达的草原。二儿子在乡下包了一大片草原，早就想让我过去住几天。我想着那个地方故事多，就去了。草原上看天，跟城里不一样，特别蓝，空气也新鲜。屯子离儿子住的地方一里多地。第二天吃完早饭，儿媳妇领我下屯上货。屯子不大，三十来户人家，走了几家也没上着好货，上的货我都不喜欢。来时我浑身是劲儿，回去时浑身一点儿劲儿都没了。
有个姐姐叫孙淑珍，我俩认识那年她88岁，她给我讲了打小日本那时的故事，我回家就写。闺女帮我用电脑打字，说有两个地方得核实。我再去孙大姐家找她，她病了，躺在床上，我想跟她说说话，她聋了，啥都听不见。第二年，我从山东回来，带回来好吃的给孙大姐送去，敲了半天门没敲开。从五楼下来，看见她的邻居。邻居说，孙大姐不在了。我心里难过，说：“好人咋不长寿呀？”邻居说：“还不长寿？她今年都89了。”想想也是。这些有故事的人跟我一样，一天比一天老，我还得抓紧时间上货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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