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在学校的桌子上带着全班跳操，被去学校视察的歌舞团领导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

　　杨丽萍出生于1958年，父母都是白族人，年轻时曾搞过革命。父亲调到农场工作后，一家人便搬到了西双版纳。

　　多年后，运动爆发，她的父亲被揭发，生命一度受到威胁。为了活下去，父亲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离开家，再也没有回去过。

　　母亲带着家里的4个孩子过活，生活十分艰难。杨丽萍是老大，自然成了看孩子的最佳帮手。

　　而杨丽萍的母亲，也曾动过卖掉大女儿的想法，也是在那段时间，她被歌舞团领导发掘，从此改变了命运。

　　母亲不同意她去歌舞团，说，你走了，家里的弟妹谁来带？你不带，我就不能出去做工，你要眼睁睁看着一家人饿死吗？

　　杨丽萍虽然身材瘦小，但爆发力好，动作特别有力，还会把握节奏，不管站在哪里都是“异类”。

　　刚到舞蹈团时，别人都在练整齐划一的动作，但她却偏偏喜欢自创，一跳起来就忘乎所以，经常会成为一群人中最突出的一个。

　　团里为了争抢上台的名额，都暗暗较劲，没人愿意搭理杨丽萍，她只好自己一个人排练。

　　后来，她发现这里可以种菜种花，竟然自己开发了一块菜地，每当丰收的时候，她便把菜拿回家给母亲和弟妹改善生活，花则留下自己欣赏，成了歌舞团的一景儿。

　　其他女孩喜欢凑一起叽叽喳喳，她永远是独来独往。其他女孩喜欢讨论衣服和化妆，她却偏偏爱写诗，爱伤春悲秋，显得“很矫情”。

　　1979年，杨丽萍到达歌舞团的第10年，团里排练新编的舞剧《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讲的是孔雀公主的故事。

　　在这场剧目中，杨丽萍被选中做七公主的B角，跟着团里去巡回演出。B角就是替补，以防万一用的。

　　结果，那次巡演果真出了意外，A角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根本无法上台，作为B角的杨丽萍便被推上了台。

　　那场演出是在国外，来的观众多数都是行家，团里领导们都吊着一颗心，生怕杨丽萍跳砸了。

　　结果，杨丽萍一跳，所有人都震惊了，特别是公主被迫离开皇宫那一段，杨丽萍灵动的双手和大眼一配合，直接把观众看哭了。

　　杨丽萍跳完后，全场起立鼓掌，还有媒体用“一个用心跳舞的舞蹈演员”来形容她。

　　回到西双版纳之后，她频繁跟着团里去演出，成了当地的名人，各种挂历和厂商都找她拍宣传照。

　　那时候，大家才发现，杨丽萍太美了，永远是黑长直的头发，空灵的眼神和身姿，一双纤细的双腿在裙子下若隐若现，勾走了无数少男的心。

　　大家不再计较她的家庭成分，追求她的人数都数不清，甚至还有好几个干部子弟对她穷追不舍。

　　每到晚上，追求者们便跑到歌舞团的篱笆墙外唱情歌，以表达自己对杨丽萍的爱意。

　　最狠的一个干部子弟，直接拿着一把刀跑到杨丽萍的宿舍，表示：谁要是敢来追你，我就和谁玩命！

　　因为这些人，杨丽萍非常烦恼，多次和领导反映，要求更换住处，但因为条件有限，始终未能实现。

　　其实，此时的杨丽萍正在和一个北京的知青偷偷交往，对方是个大学生，文艺又有才，虏获了杨丽萍的心。

　　谁也没想到，她一腔热情的投入，对方却背着她偷偷办了回城手续，连个招呼没打就走了。

　　也有一种说法是，有些青年子弟听说杨丽萍要走，就威胁歌舞团的团长：如果放人的话，我们就要生事！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杨丽萍当然希望去北京，便软磨硬泡的要回了档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杨丽萍第一次去训练，基本功很差，甚至连劈叉都劈不好，引来了同事的嗤笑，大家私下喊她“野妞”。

　　白天，她和大家一起练；晚上，她自己再偷偷加练；管理员不让开灯，她便摸黑练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最后都打动了舞蹈室的管理员。

　　因为受到大家的排挤，人人都不愿和她住在一起，她便被安排进了团里的仓库。仓库年久失修，一到下雨便漏水，她却一点都不在乎，每天沉浸在练功中。

　　更过分的是，因为她跟不上团里的训练节奏，也无法上台演出，团里甚至把练功服和每月7块五的补贴都给她停发了。

　　那些年，杨二车娜姆和她是同事，曾劝她：“你住的这地方不行，太潮，以后该把身体搞坏了，你赶紧去找领导反映反映，换个地方住。”

　　但杨丽萍却如听不见一般，杨二形容“她只坐在凳子上欣赏自己的指甲，压根不在乎我说什么，也不在意天花板在漏水”。

　　如果让她模仿一段舞蹈，她很难做到，但若告诉她，这段舞蹈需要表达什么，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她却能表现的非常惊艳。

　　在歌舞团，大家都按照标准的动作来练习，人人都有一套公式，只要套进去，就能上台表演。

　　为了能参赛，杨丽萍当掉了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自己做衣服，自己花钱找人录了一卷录像带，骑着自行车送到了大赛组委会。

　　负责收带子的干事说，已经过了收带子的截止日期了，而且你不是单位选送的，也没法参赛。

　　杨丽萍一听就蹲在地上哭起来，幸好那位干事同情她，答应她会在评委们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

　　歌舞团都是学院派出身，都自视甚高，竟然败给了一个“野路子出身的野丫头”，谁的心里能服气？

　　嫉妒、不甘、愤恨，充斥在某些人的心里，无处发泄，自然就发到了杨丽萍的身上。

　　团里没人跟她说话，她永远都是独来独往；团里依旧让她住漏水的仓库，她也不在乎，反而乐得清静。

　　也有人提出“杨丽萍不专业”的疑问，却被她回怼：“不会劈叉就是不专业吗？你们练功都伤筋动骨，吃青春饭，我的练功方法不伤身体，到60岁还能跳！”

　　她认为，跳舞是快乐的事，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交流，而不是用公式套入，失去了舞蹈的灵魂。

　　相比那些“为了跳舞而跳舞的人”，杨丽萍的舞蹈充满了生命力，可以感受到乡野的乐趣，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虽然这种说法的热度很高，但却没人能否认，杨丽萍舞蹈中的灵性和自由，是任何舞者都无法模仿的。

　　2000年，一位叫田丰的云南音乐家搞了一个“民间传习所”，搜罗了很多民间艺人，大家一起研究舞蹈。

　　云南旅游歌舞团看着解散的舞蹈演员们，觉得很可惜，就接手了这里，希望将民间艺术和旅游结合起来，打造不一样的旅游项目。

　　为了搞好这个项目，他们便请来了杨丽萍做艺术总监，也让杨丽萍有了回家乡的最初想法。

　　云南的田间地头，有太多舞蹈天才，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却被埋没，让杨丽萍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刚回到云南时，杨丽萍去各寨子乱跑，看人家跳舞，挑舞蹈演员，当地人根本就不相信，整个寨子都围着杨丽萍看，表达着自己的热情。

　　最初，有投资人给了杨丽萍一些钱，但60个人的吃喝拉撒实在是笔庞大的费用，没多久，钱就花光了。

　　为了养活团队，她一边拉赞助商，一边演出，还接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广告，好歹维持了歌舞团的正常运行。

　　2003年，大型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终于排练好了。然而正赶上了非典，首演的时候台下只有一个观众和三台摄像机。

　　演出完，有关部门给她传话，非典时期，各种演出全部停止，而且是无限期停止，所有演员全部放假。

　　她不知道大家回去后，还愿不愿意回来，也不知道自己辛苦几年的东西，能不能展现给大众，那种疲惫感一下就打垮了她。

　　从此之后，杨丽萍和她的团队，拿到了数不清的奖项，也成了顶尖舞蹈的代言人。

　　随后几年，她又连续推出了《藏谜》《十面埋伏》《平潭映象》《孔雀之冬》等大型舞剧，得到了国内外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60岁的她，身姿优美，肌肉紧实，线条优雅，那种带有灵性的美，无法用语言表述。

　　几十年过去，多数女人都成了芸芸众生，但杨丽萍依旧在用自己的肢体说话，向我们表达着，什么是纯净、美好和至情至性。

　　女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子，都无所谓，只要徜徉在最愉悦的状态中，就是最美好的一生。

　　每个人的人生观不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事物也不同，世俗的标尺未必是衡量幸福的标准，只要自己开心，不妨碍他人，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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