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根据广告法,格列卫这种处方药是不能出现在电影里的,所以电影里的药品叫做“格列宁”。
尽管换了个药名,也依然没能阻止住现实中“格列卫”的大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据了解,许多白血病患者已经开始四处打听如何才能买到更便宜的“神药”。
格列卫可能导致精神、神经、心脏、呼吸道、消化等多个系统的毒副反应,特别是致心衰风险,患者服药前及服药期间必须密切监测心脏状况,并配合相应治疗措施,千万不要自行随意用药。
研究显示,多种白血病的发生,与人体中出现一种物质——“酪氨酸激酶”有密切关系,格列卫能够抑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从而有效治疗白血病。但与此同时,格列卫还会引起心肌细胞的强烈反应,导致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减少,并引发乏力、呼吸困难、不能平卧、下肢水肿等慢性心衰症状。
因此,凡是需要应用格列卫治疗的白血病患者,如果存在慢性心衰高危因素,都应在服药前先测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看看是否正常,患者在服药治疗期间如果出现明显的心衰症状,也应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并接受相应治疗。
慢性心衰是各种器质性心脏病的终末阶段,是因心室充盈和射血能力受损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征,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扩心病等慢性病都是慢性心衰高危因素。
长期血压高可使动脉血管压力过高,导致心脏泵血障碍,心脏长期处于高负荷搏动状态,易致心肌肥厚和劳损,从而诱发心衰。统计显示,高血压患者心衰的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6倍以上。
据统计,冠心病并发心衰的比率高达69.6%。主要缘于冠心病患者血液循环障碍进行性加重,导致心肌缺血所致。此外,心梗发作致使心肌细胞大量死亡是心衰急性发作的主要因素,其中25%的无痛性心梗最具隐匿性,是慢性心衰的主要诱因。
研究发现,40%~60%糖尿病患者存在心室舒张功能异常,是糖尿病心肌病的早期表现,而糖尿病心肌病的早期表现,而糖尿病心肌病被证实是心衰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高血糖、胰岛素抵抗导致心肌细胞代谢异常、引起心肌营养障碍及心肌间质纤维化等改变有关。
扩张型心肌病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心肌病,以左心室或双心室扩张并伴收缩功能受损为特征。心力衰竭是其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其发生主要是由于心室收缩力下降、顺应性降低和体液潴留导致心排血量不足及/或心室充盈压过度增高所致。
慢性心衰发病机制及其复杂,需要多种药物联合应用,美国心脏学院(ACC)和美国心脏协会(AHA)为此联合推荐了四种心衰的基本治疗药物:
利尿剂是慢性心衰治疗中最常用的药物,常用的利尿剂有速尿、螺内酯、双氢克尿噻等,它可以通过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负担,对缓解瘀血症状,减轻水肿有十分显著的效果。但利尿剂很容易导致人体电解质紊乱,比如血钾过高、过低都可以导致严重后果,如严重心律失常和心脏骤停,血钠过低可出现水中毒。
ACEI也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临床常用的有卡托普利、苯那普利等。在早先慢性心衰治疗中,人们认为ACEI只会扩张血管,改善心衰患者的血液循环状况,减轻瘀血症状,但最新研究发现,它对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也有改善作用,但其可导致低血压、肾功能一过性恶化、高血钾及夜间干咳等副反应。
从传统观念来看,β受体阻滞剂可以减弱心脏舒张收缩能力,所以不应使用于心力衰竭患者。但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明β受体阻滞剂不仅可以降低血压,还能够对抗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因此应该作为心衰的主要治疗药物,但在使用时要注意避免其引发心律失常、末梢循环障碍、支气管哮喘或抑郁综合征等毒副反应。
地高辛属于洋地黄类药物,这种药物可以增强心脏舒张收缩力量,被用于治疗心衰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可以明显增加心排血量,提高运动耐量,改善各种心衰症状。但其毒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如引发各类心律失常,导致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以及视力模糊等中枢神经症状,尤其在心肌缺血、缺氧、水电解质紊乱、肾功能不全时更容易引发毒副作用。
除了上述四类基本药物外,芪苈强心胶囊等创新中药同样被广泛应用在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上。研究证实,芪苈强心胶囊具有强心、利尿、抑制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及心室重构的多重作用,既体现了四类西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联合用药的综合疗效特点,又显示出复方中药多环节、多途径、多靶位的治疗优势。循证临床研究证实,芪苈强心胶囊在逆转心衰进程、治疗心肌重构、改善患者预后方面均有良好治疗作用,研究结果先后被《自然评述·心血管》(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影响因子14.299)、《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影响因子19.896)、《循环研究》(Circulation Research,影响因子13.965)等国际权威杂志收录,为《中国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指南2014》唯一推荐的复方中药、《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的首选中成药、《中国扩张型心肌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用药,为临床重大疾病防治提供新的药物选择。
无论是创新中药,还是化学西药,在其良好疗效的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研发过程,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载,是浸润着众多研究人员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如何才能建立可持续且兼顾各方利益的医疗保险体系,既让患者得到适度的医疗保障,又能激励研究者继续开发拯救生命的创新药物,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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