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上午，“钱伟长逝世”的消息，从钱老两年间基本没走出的病房里，迅速地传遍了全国。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不禁让人想到一位位大师的相继离去，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风范。在这个缺少大师的时代，钱伟长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教育思想，这也是他在“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中独树一帜的地方。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官方对钱伟长的解读是3个标签：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间对他的解读另有角度，比如“武器科学家”、“学者”，钱老是一个发光的“多面体”。

　　1983年，亲自下调令，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加注“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正是钱伟长担任“终身校长”的由来。钱伟长旋即在这块自留地里展开大刀阔斧的实验，最有影响力的是“拆墙运动”，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四道墙”。之后，就是推行“三制”，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并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上海大学老书记方明伦说。他还记得，1993年，钱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上海工大参考高中会考成绩录取。1997年，合并后的上海大学又这样搞过一次，“会考成绩5A4B可进上大，7A2B可挑专业”。

　　据上海大学教务处介绍，对97级学生的就业水平及就业后的发展跟踪表明，这届学生是最优秀的。由于上海5所著名高校的联合反对和对上大抢走生源的投诉，两次试验昙花一现。

　　另一位被视为钱老亲密同事的上大教授戴世强说，“他的未竟事业是将上海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加州理工’，为上海打造一所与上海齐名的大学，他的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最可贵的财富和遗嘱，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从2004年起，上大开始组织对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

　　每逢人生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口，是“爱国”这枚重砝码决定天平倾向何方。戴世强总结为“六大爱国关口”：

　　在进入清华历史系第3天，钱伟长决定学物理，因为这一天正是1931年9月18日，“当时清华有航空系的话，他更可能学航空。”

　　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考取了第7届留英公费生，因为要转道横滨，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同船公费生们一致认为有失国体，将护照扔进黄浦江，“是钱伟长挑的头，林家翘等跟着。”

　　1948年，钱伟长准备赴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栏“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他不加踌躇地填“NO”。

　　制订自己的专业计划时，放弃专长而转入国家急需的自动化等全新领域，他那句“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流传开了。

　　当了25年“”，无怨无悔地搞科研，“‘文革’结束后，关于钱老的谣言很多，传他要叛逃国外。一点儿抱怨没有不可能，但他很快就走了出来，说这是母亲打屁股打错了。”

　　担任上大校长，践行着教育梦、强国梦，“他生前就知道自己等不到一所优秀的大学在中国出现那一天，但他在踏踏实实地为后人铺路。”

　　2005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校长服出现在主席台，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上大毕业典礼，这次他修改了上大校训，“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革命”是中国最早两代留学生的关键词，那么“三钱”先后离去，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以“科技强国梦”为特征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时代也渐渐远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先生去世之时，从高层领导到各大高校、从媒体到学者，都曾热烈讨论过这一“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总起性的追问；钱伟长的教育实践、以身作则，深深刺痛着中国教育的现实。

　　钱伟长是跨界能人，文史、理工双全，一生都在华丽转身。敢揽“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瓷器(China，中国)活”，是要有金刚钻的。

　　“若在今天，钱伟长能否考取清华及能否自由转系，还得打个问号。”方明伦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

　　钱伟长被扣“大”的帽子，主要罪状正是主张理工合校，这被视为反对苏联模式。担任校长后钱伟长用“拆墙”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平反，“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他有两套名片，一套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是其社会职务；一套更常用，上书“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戴世强称“校长、所长、主编”是钱老的“三件宝”。

　　戴世强说，“打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钱伟长的学术，他的29个社会职务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降为三级，但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1982年又拿了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这完全是个人成就。全国一千多所高校的一万多名校长都应该以钱老为例，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当校长。”

　　钱老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教学楼之间以长廊打通，还特意为女厕所增加了蹲位。“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钱先生在专注地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个小角(面积大约1—2平方厘米)，放到嘴里嚼，大概有助于思维吧！我留意了一下，没见到他把嚼过的小纸片吐出来，有点像影视里地下工作者暴露时那样把纸片咽下去了。”戴世强说。

　　诚信是钱老对现今学术造假的又一现实刺痛。一名研究生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这是涉嫌假算！钱老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他定下规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

　　处理过几起剽窃案的方明伦说：“防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教授不要随便署名。”钱伟长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从来不署名，出书从不接受稿费，而是要来一些书一一送给朋友和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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