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长沙市暮云镇牛角塘村的湖南红色档案馆内，亭台楼阁，水榭连廊，静静悠悠，草木相伴。馆内设有7个红色展厅，或关于革命伟人、或关于革命故事的党徽印章、典籍布告、红军衣裳...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诉说。

　　傅伯瑜，湖南红色档案馆馆长，红色文物收藏家，从1983年至今，一直致力于革命时期红色藏品的搜集整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其收藏总量已达百万件之多，被誉为“中国民间红色收藏第一人”。

　　“我父亲曾为地下党送过信，从小就给我讲革命故事，也许我的红色基因就是从那时候传承下来的。”傅伯瑜说道。

　　1956年出生于江西的傅伯瑜，是聆听父亲讲述的红色革命故事长大的，尽管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父亲依然收藏了一些物品，受其影响傅伯瑜也爱上了收藏。

　　18岁那年，傅伯瑜入伍当了兵，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下海经商办了企业，也正因此积累了些资金来支撑他的红色收藏。

　　“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建个红色收藏纪念馆免费开放，要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傅伯瑜站在展厅的红楼前，望了望远方说道。

　　从私人收藏到选址建馆，傅伯瑜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江西人，我之所以把馆建在湖南，是因为这里是毛主席的家乡，长沙离韶山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在这儿我会感觉自己离毛主席更近一点。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经典，傅伯瑜不仅坚持阅读红色书籍著作，还临摹学习毛体书法。20多年来他坚持每天练习，反复揣摩毛主席的笔法和神韵，用过的笔墨和宣纸不计其数。

　　“我希望自己练好毛体书法后，可以赠送给参观展馆的人，让毛主席的诗词走进千家万户。”他说道，如今，他已临摹作品1万多幅。

　　在红色档案馆内，上百万册不同时代的著作，数万件纪念章和塑像，革命年代用过的电台、长征时用过的马鞭等用品都整整齐齐填满了整个展室和大大小小的房间。这些都是傅伯瑜追随红色足迹从革命老区搜寻来的。

　　在谈到《选集》时，傅伯瑜立马坐直了腰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因为这是他众多藏品中，最珍视的一件之一。

　　“这本《选集》于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察冀新华书店编印发行，是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孤本。当时我在四川做工程，偶然得知一名民间收藏家有《选集》，于是我立马动身前往。”他说道。

　　为了这本选集，傅伯瑜屡次碰壁，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去一次，软磨硬泡地花费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最终用真情与诚心打动了对方，高价购得这件藏品。

　　“后来有人要出巨资从我手里买走它，我死活不肯，因为这本书里包含了新中国建立的构思与过程，万一流出境，后果不堪设想。”他握着拳头说道。

　　如今傅伯瑜搜集到的有关毛主席相关地文物、纪念品等达7万余件，其中仅《选集》就有37种外文版本、6种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以及盲文版本。

　　不仅如此，档案馆内还收藏了金、银、铜、木、瓷等各种材质制作的毛主席塑像2000多尊，巨幅苏绣、湘绣作品上千件，以及各个时期印有毛主席画像、语录的报刊、纪念邮票等。

　　他的努力曾得到了毛主席家人的肯定与支持。毛岸青生前来档案馆参观，看到丰富的馆藏后十分激动地写下了“毛主席著作版本珍藏馆”几个字，在首部《选集》5卷合订本上，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和孙子毛新宇同时签名。

　　走在红色档案馆内，山石相间，流水潺潺，穿过幽径长廊，步行十步，谁知竟到了湖南抗战纪念展厅。

　　“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一个显眼的牌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抗战纪念馆的墙壁上，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瞬间被定格在了一张张黑白照上。展示柜内，褪色的红军衣裳、不再清晰的伟人手迹，沾满尘土的革命武器……每一件的背后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建立红色档案馆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给这些文物一个‘归宿’，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让革命先辈的鲜血不白流。”傅伯瑜说道。

　　为了建馆，他曾多次前往档案和文物主管部门，了解民间创办档案馆的相关政策，与当地老百姓协商，亲自设计，自费创办了长沙县首家民办红色博物馆—《伯瑜万福源博物馆》，并于2008年免费对外开放；2013年，经中央档案局批准，委托湖南省档案局授牌，于2018年1月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湖南首家民办红色档案馆—《湖南红色档案馆》。

　　一直以来档案馆始终坚持免费对外开放。据悉自开馆以来，湖南红色档案馆已免费接待老红军、离退休干部、大中小学生、省外、海外游客约150万余人次，馆内每年举办各类红色宣讲教育等活动百余场。

　　“我所收藏的这些物品，是国家、是人民的，从来不是我个人的。”傅伯瑜说道。他还表示，未来将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展证史，鉴往知来，让更多青年学子不忘历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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