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勤说，她高价买保健品，是因为她也是一个老人，同样有对死亡的恐惧。她敢说出来，因为虽然老了，但还是个知识分子，有站出来为老年人说线日，黄勤谈了她买保健用品的经历，她的书，她所理解的老年人生死观和健康观。

　　培训班开在一个酒店里，到酒店住一个月，几乎不给吃饭，第一个礼拜吃一点点饭，第二个礼拜，只让吃青菜，又一个礼拜，青菜也不让吃了，只让喝青菜汁，每天喝七杯。培训班结束，开始推销东西了，卖给我们保健药物，还有洗蔬菜的机器，说用这个机器洗了的青菜就没有农药了。那次加起来，花了一两万吧。

　　2010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我花费的钱最多。2010年，我老伴得了胰腺癌去世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怕我也会得癌症。因为我老伴的几个长辈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的一个亲人也得了癌症。我担心，我身上也有癌症基因，这加深了我对死亡的恐惧。

　　那段时间，我买了一台箱子一样的频谱治疗器，花了六万元；一架按摩床，花了一万多元；一台红外线足部治疗仪，花了三千多；一个负离子发生器，花了一千多；一个腿部按摩椅，花了四千多；一个捶背的机器，花了一千多……

　　有个年轻人说，她父母的房子总是关着，不允许她进去，后来她找机会进去一看，里面堆得全是保健品和保健器械，有些贵重的，藏在床底下。后来，有推销保健品和保健器械的上门，她就把他们骂了出去，她的父母眼巴巴的看着孩子的行为，委屈得眼里含着泪。

　　我和丈夫结婚50多年了，退休前，一起在浙江大学搞心理学，他一生致力研究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思想，我也一直是他学术上的助手，我平时都叫他先生。他生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结集出版。

　　我希望自己完成先生的遗愿。其实先生在生病的的时候，也是希望多给自己争取一点点时间，做完没做的事情。所以他也用过保健品，我记得我们用过一种蚯蚓提取物的东西，说是能抗癌。

　　另外，就是我们这代人，包括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以前都吃了不少苦。我经历过、大饥荒、文革，记忆最深刻的就是1959年到1961年，我们在学校教书，那时候没有饭吃，教学工作都停了，为了填饱肚子，找来甘蔗渣，磨成粉，和米粉拌在一起做成糕。米饭不够吃，就发明双蒸饭，蒸了一次，再蒸一次，看起来多一些，肚子没饱，心理上是饱了。文革时，因为我们是搞心理学的，认为是唯心主义，挨了不少批。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消停过。

　　在老年人心中，有个黄金十年，就是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老年人认为，六十岁之前，没有退休，总是在忙，为子女忙，为父母忙，没有享受过一天生活，没有为自己活过。再过十年，就又老了，走也走不动了，就更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了。所以，他们希望把握好这个黄金十年，身体好的想利用这个黄金十年好好为自己活着，就愿意在保健上花钱，身体不好的老人，就更依赖保健品，拼命把握住这个十年。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老百姓注重疾病预防，医疗和保健。保健用品就有了市场了。我购买保健品和保健器材十几年了，自己感觉，有些是有效果的，比如我耳背，一种保健药物，用了对耳朵确实有好处，我现在还在用。但总体来说，它们的作用不值那么多钱。后来，遇到一些夸大其辞的，说自己的产品上过太空，药到病除，说自己的产品某中央首长用过，这让我越来越警觉，越来越反感。我认为，品质优良，效果明显，价格适中的保健品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些保健器材也可以使用，但不要太滥。

　　有一次，一个推销冬虫夏草含片的经理，组织一百多个老人，做了一场报告，我也参加了。这名女经理讲起她和自己母亲的故事，讲得在场的老太太和她一起哭。这名女经理哭着说，“子欲孝而亲不在”，说完这句话，她扑通跪在了讲台上，说自己母亲不在了，就把在座的当成自己的母亲来孝敬。很多老太太上台拥抱她，给她送纸巾。最后，这个女经理签了一百多个订单，一个五千元。”

　　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把时间荒废到这上面了，就收心了，与其恐惧死亡，不如面对，好好珍惜当下的时间，做些有用的事情。

　　我又捡起了心理学，整理出版了丈夫的研究成果，把丈夫的80万遗产捐给了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出版基金。

　　老人依赖保健品，一是相信保健品有用，二是对推销保健品的人有种情感依赖。我不反对保健品本身，我知道，健康产业，也是国家要发展的产业，很多人要靠这个吃饭，并且有些保健品确实是有些作用的。但我反对操作保健品市场的人，让保健品价格虚高，产生暴利。这就造成了对老人的二次伤害。

　　我对于保健用品的观点，是如果确实有效果，价格适中，可以买。但反对人为操作的暴利。建议子女理性干涉父母购买保健品的问题，子女可以通过咨询，了解到保健品的真实效用，合理价格后，决定是否购买或为父母代买。另外，建议子女多与父母交流感情，以免推销保健品的人趁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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