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于1921年，当时住院病人的饮食是由餐饮界商人承包。后来协和医院发现了问题，于是便请美国的营养师来院主持营养工作，担任主任。燕京大学营养专业的学生被送到协和医院接受培训成为营养师。

　　1948年毕业时，老师告诉我们，燕京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协议，可以推荐数名学生参加协和复院后第一期营养师培训班，一年后可授予营养师职称。就这样，我走进了协和殿堂，走进了营养学的大门。

　　记得周璿主任回忆她入学时的情景，当时的科主任说从实习营养师起，你将成为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必须记住，协和的传统作风是严谨，不论是实习、读书、还是工作，都要严字当头，一丝不苟。

　　在国外，我注意到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将营养列为国家政策，这使我大开眼界，(我)将逐渐学习所得写成《谈谈营养政策》一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汇报，建议将营养学从油米柴盐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

　　1985年我参加了卫生部《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文件的起草工作，更增强了我对临床营养工作的信心。不久后，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成立，吸收我为委员，参加讨论中国中短期的营养行动计划。

　　记得我刚到协和医院营养科的时候，杜寿玢主任把我叫到她身边，郑重地发给我一个大勺、一个小勺，告诉我这是一个营养师必备的工具，用于检食和尝膳-我们营养师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小勺用于盛餐，大勺用于入口。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北京临床营养年会上作大会发言，从发表文章到自制幻灯，都是由杜主任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把关，反复修改，使我那天在大会上发言既流畅又准时，与会人员都称赞还是协和水平高。

　　待病人如亲人是我们协和人一直遵从的原则。在九十年代中期，消化内科病房连续收治了几个危重的炎性肠病患者，当时我们作为病房的主管营养师，参与了几个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经历了从肠外到肠内到治疗饮食的一个完整过程，病人最终得到了恢复。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杜寿玢主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不断地前进，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给予鼓励，并以她丰富的经验给我们出谋划策，正是这些老前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下，使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临床营养界最有号召力的机构。

　　来协和，第一个感受就是:科研是协和医院的灵魂，是推动医院医疗和教学的原动力。然而，对一个初到营养科的新人而言，什么是科研，如何进行科研，如何在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营养科进行科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顺着这个思路，杜老师带领我们设计了研究方法，选择了合适的观察指标，制定了严格的质控标准，然后，预实验、总结、改进、正式实验……一步步地推进，终于使一个初出茅庐的我初步摸到了在营养科搞科研的脉。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发展之路。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就是借助外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等兄弟科室的力量，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获得了医院和卫生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了SCI论文，获得了省部级的科研奖，和临床科室获得了科研共赢的结局。

　　如今，我对于科研工作或许有了一点点初步的体会和实践经验，必须说，这些科研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杜老师当年的谆谆教导和引领。杜老师让我明确了为什么做科研和怎样在医院营养科做科研这两个基本问题，将我引入科研道路，并使我受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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