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3年腊八节那天,邻居朱大妈泪眼婆娑地站在我面前,请我给她儿子大龙写封信。大龙出去快一年了,都没个音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这些天,我夜夜睡不好觉……”
信纸摆在桌上,我拿起钢笔。写着写着,想到朱大妈满眶的泪水,我也不由得泪眼婆娑。一滴落下,洇湿了信纸,干了后,留下深深的印痕。
见字如晤。朱大妈的儿子读到这封信时,应当看到了母亲牵肠挂肚的一双泪眼吧?
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年代,书信是沟通、联系的唯一方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封封家信,翻越千山万水,传递着亲人的消息和情感。
在外地读师范时,我与亲友的联系也是靠书信来完成的。校园入口处的收发室门外挂着一个深绿色邮箱,靠墙摆着一排柜子,像中药铺的药材盒,柜子上的小抽屉上依次写着“××级××班”。收发室的大爷把邮递员送来的信,按信封上的地址,归整到每个贴有标签的小抽屉里。每个班,都有专人负责取信。
那时,邮递员是上午、下午各送一次信件。计算着信件往返的日期,估摸着有信来了,总有一些同学在饭后,或黄昏,有意无意地到收发室门口晃荡。时间的漫长,让等信的人备受煎熬。印象中,班里有名男生,因久等不见女友的信,以为女友变心,伤心之下,灌下一瓶白酒,引发胃出血,被送到医院急救。事后才弄清楚,女友根本没收到他的信,他还到邮局去询问他的那封信去了哪里,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上世纪80年代末,黑白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里,一个香港男人握着半月形的电话筒,对着另一头的女主人公绵绵倾诉,夜那么深了,身处两地的一对恋人,偎在各自的床上,电话粥煲得热热乎乎。十来岁的我诧异地睁大眼睛,电视里的场面,就像我头顶的星空,虚幻缥缈,遥不可及。我问比我大几岁的哥哥:这可能吗?他说:那是另一个世界。
当一个满是数字按钮的电话机,真的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又惊又惧,拿起话筒,按下数字,便能听见千里之外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千里传音,一线如晤,质疑的声音一直在心底潜伏。对惯性思维,对有形世界的第一次挑战,让人慌乱,在拨打人生中的第一个电话时,我的手指不停地颤抖着。
电话,让人和人的交流变得快捷了,可它对通话地点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久,手机应运而生。在一个群体中,拥有第一部手机和装第一部电话机一样,都是让人惊羡的,那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最新的科技后面,都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
无线无牵,一个比手掌还小的金属盒子,居然能连通千里。祖母好几次指着它,像指着天上的月亮,手指颤颤巍巍。小时候她曾告诉我们:“月亮是不能乱指的,指月亮,是要被月亮割耳朵的。”当远在县城的姑姑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时,她猛地一激灵,像被手机烫伤了一般,“嗯嗯啊啊”半天不知说什么。
一机如晤的魅力,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富裕。手机一降再降的价格,使手机很快普及到每个人手中。
与此同时,电脑也进入千家万户,电子邮件、QQ……人与人的联系迅捷得如风吹过水面,甚至比风还快。一秒之间,甚至不需一秒,一封信,就飞过了万水千山,到了对方眼前。一屏如晤的时代也很快开启。
时间翻到2018年。晚上与在外地读大学的女儿微信聊天,她说:“妈妈,我出门再也不用带钱了。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天下。”是啊,这两年智能机的出现,把手机和电脑的功能融合在一起,手机的作用将不仅是接打电话、发送信息,还可以拍照片、拍视频、发邮件、网上生存……功能多得数也数不清。我和她说着这些天的日常小事,突然,她切换到视频聊天,稚气未脱的脸上,眼睛调皮地对着我眨着。我让她把镜头对着脖子和手臂。前天,她发来照片,说洗澡后,这些部位就发红发痒。第二天,我去医院,让医生看了手机里的照片,医生诊断这是荨麻疹,开了些口服和外用的药。我当天就把药快递过去了,她第二天收到。手机屏幕上,她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肤清晰、细腻,只有些微红的痕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思维和观念也接受着日新月异的挑战。发展变化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更舒适,出行更方便;每个个体自由选择的空间更大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更强了。地球村里,人与人之间,如果愿意,随时都可如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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