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9月，中国正处于九一八风暴前的一个星期。这时钱伟长在江苏老家做好了准备，即将赶赴北京的清华大学。这一年钱伟长十八岁，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穿得体面一些去北京。

　　钱伟长：我去的时候，我家里没钱。我那时候长袍都没有了。我去找我母亲，母亲没办法，我没长袍。

　　钱伟长：上学都是穿长袍。结果她都找我的婶母，我婶母是会裁衣服的，她正好这里有客裁，要求我给他做衣服，有料子，她说先拿这个做了再说，我穿的我婶母给别人做的衣服来的。别人比我高，所以折了一个褶，做好了，围着腰的。

　　当时钱伟长从老家去北京走的就是这条水路，家境贫困的他曾经常在这里摸鱼捉虾，采摘野菜，以补家中食物的不足，这种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当他来到清华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身高竟然创下了一个记录。

　　钱伟长： 去了以后，先是体格检查，清华是这样，量量身高，量量体重，量量握力，最后要跑，在操场转四个圈，转一个圈400米，完了就完了。那个量尺寸，他是说洋文的，马约翰，说洋文的。他量体高时说 out of scale.

　　钱伟长：对，后来他让跑了一圈。我以为体格不合格也不行，我就拼命跑，我是农村出来的，田埂上跑惯了。我撒开脚丫子跑，跑四百米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就躺下了。

　　当时能进清华学堂，对于贫家用子弟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钱伟长是幸亏有四叔的支持，才有了深造的机会，他的四叔，就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仅有初中毕业的他，依靠刻苦自学，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一生的著作多达76部，是我国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而在钱伟长来到清华之前，钱穆就已经名震史学界，并被燕京大学和后来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钱伟长：胡适之在北大，说这个现在你们讲历史，讲断代史不行，要讲通史。这样全北京没有人答应，因为过去都讲断代史。

　　钱伟长：那么后来我叔父也厉害的，就是我行，我先过来讲，因为他二十四史是能背的。他是礼拜三下午讲，钱穆是礼拜四上午讲的。这两个老师，各开各的课，就在红楼底下，30个人听，只有30个人听。因为这样听的人就传，就是钱穆怎么讲，胡适之是怎么讲。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搬到100人的教室，最后搬到北大礼堂，听到300坐满了。窗户都是人，他是这样，钱穆历史熟，史料熟，胡适之道理是对，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史料不够。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伟长：那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所以我坚决要进学物理系。物理系主任是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钱伟长：让他办公，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大学…8点去上课，他请领导，我6点都到了

　　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钱伟长：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一年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伟长：我脑子里，我反正是20岁，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其实学了也不一定能造。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即将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在出发前，四叔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194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研究生的身影，而到校的第一天钱伟长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都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并发表在他六十岁的祝寿文集里。

　　钱伟长：那时非常有名的，爱因斯坦看见了，他也有一篇的，一共有24篇，我跟我导师辛集是合写的一篇，他们都晓得。发表的文章，有好多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还有冯诺尔门，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本身就很有名。那么他看见我这篇文章了，他看见我提这个，他说好，我这一辈子，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研究相对论是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第二篇文章，从那发表之后，相对论起了很大作用，人们说他第一个科学家，而且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他说我一直睡不了觉，一直在研究，好像我这个还不对，还有东西没弄清楚。他说我弄清楚了。

　　钱伟长，在留学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竟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这让他从此竖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惟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跟随冯卡门作博士后。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在导师的引领下，钱伟长非常重视科学实验，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并且从中深入地进行了理论研究，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中国取得抗日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国！

　　1946年，钱伟长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同时他还在其它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钱伟长：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觉得从前的学校都不行。

　　但在那个时期，教师的日子十分清苦，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钱伟长竟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在看到了钱伟长的生活窘状后，建议他全家移居美国。

　　钱伟长：他看我很可怜，说这样吧，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就是美国的JPL，还希望我回去。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那时我的工资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钱伟长：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是这样，你填孔教吧，我是孔教。到了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您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五十年代，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 1月，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

　　钱伟长：反对学习苏联，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它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

　　钱伟长：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对苏联的文献很熟，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在随后而来的中，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被打成，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女都没有进大学。

　　文革后，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我后来问了，我看这个调令，这个调令很奇怪，这个叫汪道涵，那个是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我，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而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记者：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这个地位也很高，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个学校来，你当时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伟长：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我们学校面对社会，就是家长，还有将来的用人单位，让他来体现，但是这从来没人管的。

　　钱伟长：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师也找不了，你办公室，不是每天8小时，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搞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学要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上六堂课，还有34小时，你干科研，给你办公室。

　　钱伟长：对。还有就是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学别的学的课。3、4年级，选别的系的必修课。

　　改革开始的时候，周哲玮正在跟随钱老读博士，之后又长期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他对那时候的改革情形十分了解。

　　周哲玮：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我们国学没有这个基础，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法继续下去。

　　记者：实际上您也是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实际上您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的斗。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今年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72岁到92岁，钱伟长用二十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直到现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还总是放在心上，最近校园中一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和流行文学，这让他很是着急，今天，他就是要选出十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来作为学生的课余读本。

　　钱伟长：回国了，我就要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精神，我照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还有很多不听话的老师，我这批老师解决了。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他说当好这年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

　　钱伟长：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学术年会暨理事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颁发了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汉王青年创新奖，以及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拓尔思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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