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波斯、希腊、印度涌现了一大批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

　　在中国：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1年，孔子约生于551年，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

　　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40年，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8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

　　春秋战国的中国的百家争鸣，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这些人缔造了原生态的中华文明，影响到两千年后的中国和世界。

　　几乎和孔子一个时代的佛陀释迦牟尼，也诞生在了印度，建立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印度婆罗门教最重要的《薄伽梵歌》也完整定型，印度文化的基石就此铺就。

　　与此同时，在两河流域的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还有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都给后世宗教留下无穷的启迪。

　　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在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系列不同的思想家、哲学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哲学观念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人类文化格局。

　　轴心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文化高峰，形成了我们人类的基本观念、价值取向以及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当时诞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影响深远，到了现在，当时的文本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从西方来看，轴心时代过后，文化方面建树无多。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就是禁锢和黑暗。文艺复兴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爆发，文化方面又一次爆发性发展，新思想、新理念层出不穷，大大推动了人文学科的成熟。

　　从东方（主要是中国，其他古国文化方面没有持续传承下来）来看，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过后，儒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儒释道不断交融式发展。一方面宋明以前儒家随着封建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而调整自身和封建社会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宋明以后随着商业资本力量在社会上逐渐崛起，开始了理学化、心学化变革，从某种程度上是为解放思想和束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然而清朝集权统治的复 辟 性加强，直接打断了这一进程，从而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受挫。这也是李约瑟之问的来源。

　　从文化本身的特点来看，其发展进程受经济水平、政治水平影响较大。通常是经济发展引发社会变革逐渐发生，政治理念及实践也逐渐转变，这在根本上要求文化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因应这种变革和转变，而转变中的文化又反过来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政治变革。这应当是文化和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互动关系的主要内核。

　　从中国发展的进程上看，轴心时代后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数百年经济发展和战乱频仍，诸子百家的思想分别在各个国家都有了充分的展示舞台，不同的学说流派也经过了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检。政治实践上的法家化，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上的儒家化成为主流。前者是历史的、实践的要求，不这么做就要亡国灭家，后者则由一个文明的内在高度决定，不管社会现实多么险恶、政治实践多么不易，也总有一个或大同或小康的理想树立在前，在大方向上塑造文明发展的方向。

　　而从西方的发展进程看，雅典时期的所谓民主，不过是只占十分之一人口的奴隶主阶层的自说自话罢了，一个把社会上十分之九的人都排除在政治之外，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财产权都不能保证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民主社会的。欧洲社会随后进入了神学时代，中世纪的文化发展深受宗教神学笼罩，人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主权。如果说中国在封建时代的文化发展只是深受政治影响，而基本上保留了文化自身发展自主权的话，那么西方同时期的文化发展则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了宗教神学的婢女。

　　从文化发展的大源流上看，轴心时代的思想和观念所形成的文化范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应当是将这些理念进行社会实践化、政治实践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文化思想和观念势必要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要求。不能通过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检验的思想只能成为小众的纯理念性存在而在后世无法形成影响力。

　　第二次是十六世纪前后（明朝中后期）商业发展后，资本影响力逐渐加大。不断壮大的资本商业力量和商业集团需要在文化上谋求话语权，政治上谋求影响力。这在中国形成了江南士绅官僚集团和商业力量互为奥援的东林党，并导致了明末的党政和灭亡，使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文化范式转变进程被打断；而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对人的解放的普遍追求和对科学、理性思想的普遍性认可，使得英国的“光荣革命”得以和平进行，引领了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并顺利进行了第二次文化范式的转变。

　　从前两次的文化范式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来，文化范式的演变一定是因应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的。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新的社会基础、经济形式、政治实践都要求新的时代精神、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那么，第三次文化范式转变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会是什么呢？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笔者在此做一些自己的思考，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的看法是，文化范式的演变一定是社会发展内在本质要求，因此，我们去观察当代中西方的社会基础，政治实践形式、经济组织形式的转变，是否存在区别于以往的内在转变和不同，就能对文化范式的演变有所预判。

　　首先，从社会范式上讲，社会主义和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历史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为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航。这已经是社会范式的转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的竞争性发展必将从社会发展方向上和实践上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内部看有非常大的解读偏差。这种对比性、竞争性的发展必将在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上全方位地表现出来。这方面的表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组织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从政治实践形式上看，西方所谓对民主观念的重新推崇并将之作为普世价值推广，极大地影响了当今社会的政治实践形式。也使得西方社会的政治运转日益受到非传统的民众思想、利益、价值观的挑战。

　　从民智开发程度上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较广泛地普及了教育。历史上无论是社会实践、政治实践还是文化实践都是社会上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所能做的事，人民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不可能有政治和文化参与的自觉性。而当今社会和以往社会的最大不同是，以往绝大部分人难于自觉参与的社会实践，在当今已经成为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西方的大选）的现实。

　　同时，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为去中心化的政治提供了可能性，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将为去中心化的经济提供可能性。为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条件。这三点决定了当今社会的社会范式已经在内在基础和运行逻辑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在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表现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今社会的社会范式正在经历缓慢而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文化方面也相应的变革，这个变革，应当就是文化范式的第三次大的转变。

　　新的文化范式，与以往的小部分精英主导的文化范式相比，一定是经过了大部分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思想上古与今、内与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形成的全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可能会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新的高峰，成果迭出的时代可能形成新的“轴心时代”。

　　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大妈们热衷于广场舞，年轻人很多人刷网文，看网络小说。很多人觉得前者格调不高，时而扰民，后者是快餐文化，价值不高。

　　但实际上我们从文化范式转变的角度上看，这些都是文化实践由以往的精英阶层向普通人转变的明证，充分说明了当今时代的文化实践主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主体上的变化将为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上带来巨大的变革。当然，作为实践中的一份子，我们当然要尽自己所能使这个过程更加充满人文关怀、充满理想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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