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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至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漳州职业大学名誉校长，沙洲职业工学院名誉院长，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江南大学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暨南大学名誉校长、董事长，扬州大学名誉董事长，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名誉校长，天津市耀华中学名誉校长，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主编，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务。
钱伟长兼长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父亲是国学大师钱穆的长兄钱挚。
1925年，先后在无锡荣巷公益学校、无锡县立初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苏州大学前身
1931年，获得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物，转学物理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并在黄子卿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
1936年，参加中国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跟随导师辛吉研究板壳理论，用50天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60岁祝寿文集内
1941至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和A．温斯坦（weinstein）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学位。
1942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总工程师，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阻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46至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
1946至1948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
1951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1954年，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1956年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同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当年6月最终因为建议理工合校及参加民盟会议等原因在反右中被划为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
1958年1月15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除保留教授职务外，其余职务全部撤消，接受批判。后因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但是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划为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1957至1976年，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
1968年至1971年，他在下放首都特钢厂“劳动改造”期间，担任炼钢车间的炉前工，帮助工厂设计制造了800吨水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82年，“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1979年完成）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2年，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同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1988年，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91年6月，钱伟长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1月25日接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1997年，被聘为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遗体于2010年8月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4年设计提出的“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著名科学家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正在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学家钱伟长。
作为一名教育家，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突出贡献。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
1990年后，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校董会董事长，漳州职业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等杂志编委；乌克兰《应用力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挚英年早逝，钱伟长由叔父钱穆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钱伟长因此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在清华期间，钱伟长邂逅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1935年，他们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相识相知。钱伟长于1939年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与孔祥瑛汇合，同年8月1日成婚。婚礼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此后的61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
钱伟长从大学起，就坚持体育锻炼。在清华期间，已经是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1937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并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钱伟长在中学时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在留学途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提出了新的统一内禀理论。
1940年9月中旬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辛吉用宏观的内力素张量求得在外力作用下板壳的张量平衡方程，称之为宏观方程组，而把钱伟长的方程称为微观方程组。辛吉认为虽然两种理论所用的力学量和符号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等同的。辛吉教授提出把两种理论合在一起，钱伟长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冯·卡门教授祝寿文集之中。爱因斯坦看后说：“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1980年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促进了力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的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老先生对力学贡献很大，他是力学奠基者之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很关心，作为上海大学校长，很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很重视基础科学。（
钱伟长老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者，虽然这么大年纪，但还一心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探索。上海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一个典范。（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1982年，同志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上海市副市长杨恺、教卫办负责人舒文、市高教局副局长刘涌波等前来致贺，在校中层以上干部欢迎会上，杨恺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加强工大的领导，派钱伟长教授任校长，这是党和政府对工大的关怀。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很好发挥校长、专家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钱伟长同志来后，要积极提出改革建议，要举办高级进修班，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希望你们创出新路子。办好工大对促进上海生产发展关系很大，祝你们在新起点、新的道路上作出新贡献。”
钱伟长说：“听到学校教学稳定，科研有成果，看了学报，感到学校工作有成绩。当前知识发展很快，更新很快，学生要学会没有老师教也能获得知识的本事。不然知识就要老化，不能适应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的趋势。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干部、工程师，要让学生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每个人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接力员，要把革命的火把传下去，就要培养人才；要懂得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工程技术人员不能不懂文化，不懂经济，不懂经济效益；学生的知识面要宽一些，胆子大一些；学校要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改革。我们要爱护青年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学生。把学生培养成有朝气、有正气、有责任感、有本领，为祖国四化服务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钱伟长就职后，于1月21日和全校师生员工见面，他精神矍铄，冒着严寒，不辞辛劳，深入各系、基础部、分校、图书馆等处进行调研，了解第一手材料。钱校长在调研过程中，对各部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要求继续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努力开创上海工业大学工作的新局面。
钱伟长呼吁上海的地方大学联合办学，创造条件，建设一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他到上海后，多次会晤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和市委书记夏征农，对上海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地方大学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比那些部委重点大学做得差。但是，地方大学一定要联合起来，因为任何一所学校的力量都太弱。造成力量太弱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建校历史短，而是每所学校的学科设置都过于单一，专业服务面太窄。因此，要把几个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促成学校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1983年，他应邀访问了新成立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对该学院的系科设置和发展基础表示了很浓厚的兴趣。1986年，他又访问了上海科技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还邀请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来上海工大探讨联合办学的事情，在多方面取得共识。
钱伟长首先想把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合在一起，他希望两校的干部、教师能理解他的想法。1987年5月，他在上海工大教学工作会议上为此解释说：“合并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新学科，互相帮助。我们两个学校是一工一理，理工分家不好，我们总想通过发展理科来充实我们工科的基础教研室，而理科学校也想发展工科，因为他们需要和实际联系，这样我们两个学校就走到一起了。我们两个一并，在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如果两校各自独立，要把两个学校都办好，很困难，都是缺腿缺胳膊的。我们有个希望，争取我们成为上海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个拳头，那么，我们两校的地位和素质就能进一步提高，贡献也将大大增加，使我们真正成为上海市所需要的学校。合并是正确的，是个大方向，让它走向综合性大学！”1988年，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共同组建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本来，两校合并的事情还在朝前发展，只是1989年突发，才未及深入。1991年重启两校合并事项，经协商，合并后的学校就叫“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是华东工业大学，1996年才改名为上海理工大学）。
1993年5月，上海市教卫办希望促成这所“上海理工大学”和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办学；当年12月，教卫办把四校联合办学的方案提交市领导审议时，市领导断然决定这四所学校干脆实行“紧密型、化合型”合并。1994年1月，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向钱伟长和两校领导传达市领导意见，决定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一起合并，校名就是上海大学，并以新上海大学的名义向国家教委申报“211工程”，钱伟长对此自然表示赞同。1994年4月25日，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批准四校合并建立上海大学；5月19日，上海市政府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大学校长；5月27日，即上海解放纪念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堂举行上海大学成立大会。钱伟长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实行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大学，也是我们四所学校的共同愿望。近年来，我们四校在各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大多数还是单科性院校，学科门类不够齐全，如果继续走老路，势必陷入‘小而全’、‘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多校联合，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发展，提高水平，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他在讲话中强调：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是要为上海服务，办学思路就是要不断深化改革，办学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和世界上其他以城市命名的著名大学一样，无愧于以“上海”命名。
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上海大学早已是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钱伟长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当时汪道涵告诉他，他可不能辞职。这是终生教职。自从来到上海，钱伟长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他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健康的时候，钱伟长多居住在上海大学的乐乎楼招待所。没事的时候，秘书会推着他出来晒晒太阳，看见学生，他会很开心，遇有合影的要求，他会微笑着配合。在钱伟长最后的两年多时光里，他几乎都是在医院的病房内度过；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在病房内摆上围棋，左手与右手对弈；有时，科学家出身的他也会用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医务工作者反复核对医学报告；偶尔，童心大起的他还会给陪伴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起个外号。2010年7月30日晨，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8岁。
自此，钱伟长重归清华，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了。 建国后，钱伟长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他以骄人的成就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誉为“三钱”。
经过一年的努力，钱伟长的英语竿头直上，物理学的专业课更是每科超过70分。等到毕业的时候，钱伟长已经是物理系中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对自己的成绩，他骄傲地说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