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很早就认识到人体的一些时间节律,当代称之为生物钟。早在《内经》中就体现出了年生物钟、月生物钟、周生物钟和日生物钟的概念。《伤寒论》的七日自愈之说就是对《内经》周生物钟认识的发展。

　　《内经》中曾有以七日为疾病转归之关键点的论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间。《伤寒论》第八条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言病气在经络中循行到了尽头,故其主证头痛到第七日可以自愈。王叔和《脉经》继承了这种认识,又提出以针刺截断阳明经传经为治,《脉经·卷七病可刺证第十三》文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自当愈,其经竟故也。若欲作再经者,当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七日见愈,把临床经验提升为理论,与《易经》的七日来复有关。按象数易学家们的解说,七是今阳爻之象,故《复卦》及其《彖传》的卦爻辞均有七日来复。如《复卦》曰:复亨,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彖传·复》:七日来复,天行也。认为阴阳变化有一个七日的小周期,说这是天道,是自然规律。《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六七日间符应《易经》七日来复。《伤寒论》既为述经叙理之论(《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仲景的此条可谓合《内经》、《易经》的经旨。汉魏时代以七为吉祥,《东方朔占经》和《岁时书》都以七日为人日,言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把灵辰大吉的正月初七定为人日节。

　　《汉书·律历志》,用七为三才四时之始来解释七的重要性,说:七者,天地人四时之始也。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在《文体通释叙》中说:古人之词,少则曰一,多则曰九,半则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汉魏学者自谦,言能通晓大半,故书名篇名多用七,如枚乘《七发》、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桓麟《七说》等等。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言: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系自谦而又有数之喻。《伤寒论》著于素尚言七的时代,自愈之日的病情又与七日来复相合,便将七日愈写进条文,这也是文化情愫的体现。但更主要的是,古人认为七是气化规律的概括,这是对《易经》七日来复的发展。宋代戴侗在《六书故》中说:凡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皆曰七。气化曰七,形化曰变,《易》曰变化者,密移而迹泯,变者革故而其迹著。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续稿卷三义理类·七数》中说: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则为一候,故天道七日来复;人身之气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经络有余,故人之疾至七日而经重判焉。无独有偶,古埃及在六千年前也有七日神力的七日周期的理念;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也将一月分四段,每段七天;传至古罗马,在公元前即有七日为一周的历法了。

　　当代,科学家对七日节律的规律研究又有很多新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协郑军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傅立勤分别在《太极太玄体系》和《干支纪年、五运六气与太极》的论文中,各自通过天文计算,得知一年有53个月亮单位,每个月亮单位6.89天,近似七天。说明以七日制为一星期(周),其理论来源于近月点而非朔望月。一年有53个星期,从而认为人体的七天节律是月亮节律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积淀的天文特征。七日愈是气化的转机也能取得现代病理学上的支持,一般来说,炎症的发热,经变质、渗出、增生的病理过程,大抵在七日左右。在美国曾报道一个患者,他的两个膝关节都按各自七天周期浮肿的消退。丹麦生物医学家哈浦尔盖在十几年之中,经过大量的抽样数据分析,发现人体内的17-酮固醇数量是以七天为变化周期的。近年来,很多生化学家、医学家们发现,人体内有许多物质是以七天为周期循环变化的。可见《伤寒论》的七日自愈是临床经验、文化和科学三方面综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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