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那些名满天下、享誉世界的大家，常常是文理兼通、学贯中西的。所谓的文科之分，也只是西方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大学诞生以后、学科分工细化的结果。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留下了《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许多传世名作。后人在整理他的书稿时才惊讶地发现，天才达·芬奇不仅绘画技艺精湛，且精通数学、建筑、雕塑、音乐、哲学等领域。

　　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发现了力学的“三大定律”。闲暇时间，他对音乐兴趣浓厚，小提琴成为他最好的人生伴侣。据说牛顿演奏小提琴的技艺炉火纯青，几乎达到专业级的水准。牛顿先生曾经说，音乐时常给他科研创作以灵感。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都是超级音乐“发烧友”。

　　再来说说国内。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蜚声世界，法国卢浮宫即是他的大手笔。难能可贵的是，对国学和美学了然于胸的贝先生，将东方哲学精神融合进入了西方建筑，赋予建筑全新的内涵，成就了许多不朽的建筑杰作。

　　近代大学者胡适一生博学多识，对文学、法学、哲学、农学、土木学、建筑学等都颇有研究，著述等身。凭借渊博的知识，胡适先生大胆提倡文学改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也是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国学底蕴深厚。进入清华大学前他一直对文科情有独钟，所以选择了历史系。在那个国家多难、民族危亡的时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他最终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他有句名言：“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终其一生，他在力学、化学、材料学、钢铁冶金学、计算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在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他坚决倡导破除四道墙：教与学的墙、学校与社会的墙、教学与科研的墙，特别是要破除学科与学科的墙。钱先生坚持认为：文科和理科就像国家和民族的两条腿，无一可以偏废。

　　中国尽管拥有几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国人在回答这道难题时，找到了一个苦涩的答案：中国长期奉行儒家思想、中庸之道，重文史轻科学，结果种下了许多苦果，导致了中华民族长期缺乏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

　　2005年，钱学森先生振聋发聩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学科越来越细，文科和理科距离越来越远，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跨界思维，所以难以成就大家。

　　当今华夏，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莫不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该学会在深化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构筑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一个理工专业的人才，若只是一门心思深掘本门专业知识而忽略加强修养、拓展视野、陶冶情操、开阔胸襟的文化艺术知识，往往流于粗鄙。一个文科生，只是掌握本门专业，却不懂思辨、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则会趋于思维简单、裹足不前、难以创新。

　　如今，国内部分大学提出大一大二期间“文理不分家”，实行“通识教育”，此举对于培养有思想、有品格、有文化、敢创新的人才，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应当为这样的“通识教育”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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