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黄帝内经》《伤寒论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春秋之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黄帝内经》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约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但从未有过像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

  《伤寒论》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阐述外感及其杂病治疗规律的专著。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于公元200~205。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

  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归纳出症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以及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

  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后的作用,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地说,《伤寒论》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

  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另外,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论》中有也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在《伤寒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

  在服药方法上亦强调“保胃气”。如他主张吃药时宜喝点粥,因为粥有内充谷气的作用,既可助胃气以扶正,又可助药力以祛邪。另外,张仲景继承并发展了《内经》,“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这一理论,注重疾病时期的调理。如他立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指出病愈时,“脾胃气尚弱”,尤需“保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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