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医学领域里，有一门不为个人把脉，却专为社会“开处方”的学科，被称为“社会医学”，英文：Community Medicine；社会医学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但一提到陈冯富珍的名字，港人却无人不晓；社会医学其实是站在整个社会、国家的高度，研究和解决健康与疾病的问题，意义非凡，与人们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出身于心血管临床医学而投身于医学预防与公众教育的社会医学专家王雪莱博士，日前就此学科的相关内容接受大公报记者的专访。\大公报记者 汤艾加

　　王雪莱：社会医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它探讨社会因素在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而让政府制定策略，採取各种社会措施，以保护和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职能，提高生活品质（QOL）。

　　社会医学的建立与兴起，是医学现代化进程的标誌，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人类开始意识到并从社会层面约束自己的生活行为，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探讨、提高和增进健康的生活，以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王雪莱：一方面查明当前社会卫生状况，找出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引起这些健康问题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因素，为制定社会健康策略提供依据；最后就是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健康策略，号召和敦促社会各界採取措施，以解决健康问题。这当中还包括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日常健康服务、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建立应急机制等；我认为很重要的环节是开展医学公众教育事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然，从社会和歷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和推出与促进人群健康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策略与措施，是社会医学家更高的责任和使命。

　　王雪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回顾全球重大卫生问题中的几个突出议题时，将“慢病的兴起”列在了首位。这其中颇有深意。

　　什么是“慢病”？相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急性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现在的疾病谱已转化为由于不良生活方式引起的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中风、慢性肺部疾病、肿瘤等；这些病由于起病隐蔽、进展缓慢、病程漫长，故而被称为“慢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慢病”虽慢，却是目前全世界首要死因，佔年度世界死亡总人数的63%。二○一二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三千八百万人死于心脏病、肺病、脑卒中、癌症和糖尿病等这类“慢病”，其中有一千六百万人属于过早死亡（即在七十岁前提前死亡）；而这些过早死亡的病例中近一半人（其中的42%），是可以通过政府採取有关政策的制定，如减少烟草使用、控制过度饮酒、纠正不合理的饮食、加强身体运动等加以避免。

　　这说明了“慢病”的过早死亡是可以避免。而这些本可以预防的死亡，却给社会和个人以及家庭做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在二○一一至二○二五年期间，“慢病”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总额估计将高达七万亿美元。所以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高度重视。

　　记者：“慢病”之中有哪些共同的健康行为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需要採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王雪莱：“慢病”的共同风险因素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行为，包括吸烟（包括二手烟）、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身体活动（久坐、缺乏运动）和有害使用酒精（如酗酒）。

　　数据显示，烟草使用导致每年近六百万人死亡。到二○二○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七百五十万，佔所有死亡人数的10%。这个问题在亚洲更加突出。

　　现阶段，肥胖、体重超重已成为突出的健康问题。二○○八年，世界上有十五亿二十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他们是“慢病”高发的人群；到了二○一○年，已经有四千三百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他们成年后有较高发生“慢病”的风险。这与我们不良的膳食结构，和缺乏运动有关。假如，这些“慢病”的主要风险被消除，大约四分之三的心脏疾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以及40%的癌症将能够得以预防。

　　王雪莱：社会医学的兴起，是医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誌，也是社会高度发展文明的标誌。而今，医学模式的转变而产生的健康新定义，即提倡“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这种健康的定义，要求人们躯体、心理及精神以及社会功能三方面都要保持健康。即身体没有病，心理保持愉快，并且能担当和顺利胜任社会的职能。这个健康的理念，早在一九七○年代已由恩格尔提出，目标当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医学模式，以适应客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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