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后，父亲分别给两岸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唯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做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唯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父亲想及时抽身，乐观其成，但是两岸见事情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都不含得丢弃父亲这个中间人，无不通过密使尽力挽留。父亲为天下苍生计，只得继续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三，进行第二次密谈。大陆方面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与台湾方面的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梁再次会谈。

　　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大陆方面准备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所谓“动员戡乱令”，是指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七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力量的增强，蒋介石在七月四日向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叛乱”的动员令，并于次日公布，从此全国进入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一九四八年四月，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动员裁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案：在宣告“动员戡乱期间”，就国家实施紧急权之程序给予特别之规定，使之不受《宪法》本文规定之限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逃亡台湾后，该《条款》历经多次修订，继续有效。一九九O年三月，台北爆发三月学运，提出废除《临时条款》和召开“国是会议”等诉求。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李登辉在第七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记者会上表示，计划在一年内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回归正常宪政体制。

　　父亲自然清楚，这也是李登辉最想掌握的情报。终止“动员戡乱令”本来是蒋经国生前就决策好了的，却成了李登辉继任后做成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李登辉就能在台湾民众中赢得更多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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