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主要由作者应邀进行各类红学讲座的讲稿、参加各类红学会议的发言稿以及接受媒体访谈的相关文章组成（其中有的文章属于上述活动前即已发表，是进行红学讲座等的思路参考和文字准备），这些文章大体可归类为“红楼园林建筑与影视文化研究“、“红学史及流派研究”、“红学文献研究”、“《红楼梦》续书研究”、“红楼与红学人物研究”五个研究专题，书末附录“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1630 ───2017）。

　　本书主要由本人应邀进行各类红学讲座的讲稿、参加各类红学会议的发言稿以及接受媒体访谈的相关文章组成（其中有的文章属于上述活动前即已发表，是进行红学讲座等的思路参考和文字准备），这些文章经过分梳整理，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研究专题：

　　“红楼园林建筑”研究方面，大观园问题的探索无疑是一道重要课题。历来红学研究者都很关注，近年来叙事学中新兴的“庭院叙事”模式，又以新的学术话语将这个课题重新激活。

　　概而言之，主要分为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根据《红楼梦》中薛宝钗那句诗“芳园筑向帝城西”去寻觅大观园的“原型”；另一种则认为大观园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根本就不可能在人间找到具体“遗址”。两种思路关涉到红学理念冲突及当代《红楼梦》研究格局的走向问题。通过研究大观园的创作构思，还可以探索曹雪芹的价值关怀和人生诉求，这对深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主旨无疑是有益的。

　　“恭王府与《红楼梦》”系列讲座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与文化部恭王府联合主办，引发网上几百万“红迷”关注，作者应邀参与。

　　鉴于此，中国红楼梦学会与文化部恭王府联合主办了“恭王府与《红楼梦》”系列讲座，引发了网上几百万“红迷”关注。本人参与了全部讲座六场中的两场，即“芳园筑向帝城西──周汝昌与恭王府考”、“大观园的创作构思与曹雪芹的价值追求──兼谈《红楼梦》研究中的两种典范 ”，收入本专题的文章，是对那两场红学讲座的进一步思考。

　　自现代影像时代兴起，《红楼梦》就成为影视领域热衷的题材，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人们称其为“旧版”；2010年李少红导演的则称为“新版”，播出后也引发热议。

　　尽管对这两部电视剧褒贬不一，但它们使得古典名著《红楼梦》成为观众关注的话题。北京大学是近代红学的发源地，对《红楼梦》研究走向起过“风向标”作用。该校艺术学院联合智慧树网推出的《伟大的红楼梦》网络共享课程，汇聚了当代红学骨干力量，以跨校直播互动方式，打破地域限制和学校围墙，旨在引导全国大学生重读经典《红楼梦》，并介绍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人有幸参与了这门慕课系列讲座，题目是“《红楼梦》电视剧与原著意象的诠释”，通过对新旧两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比较，分析其对原著意象诠释的得失成败，并探讨了视觉文化中心时代原著与影视剧的良性互动问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联合智慧树网汇聚当代红学骨干力量，推出《伟大的红楼梦》网络共享课程，以跨校直播互动方式引导全国大学生重读经典《红楼梦》，并介绍红学研究最新成果，作者应邀参与这门慕课系列讲座。

　　本专题下还附有《天津广播电视报》记者对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导演及本人的访谈文章，就该版播映后引发观众争论的演员、造型、配乐、旁白等焦点问题披露了本人一些想法。

　　近年来本人一直致力于该专题研究，并获批2013年度国家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项目编号：13BZW035）。

　　项目获批前后，曾就红学史及流派的相关问题在一些高校讲座中或在各类红学会议、论坛场合发表感言，有些思考还形成了文字发表，如刊于《文艺研究》的两篇文章《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论红学评点派的文化渊源与批评功能》及刊于《南开学报》的文章《红学史模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意义》等，在我校博士生入学后开设的“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系列讲座中曾与青年学子们交流。

　　而先后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河北学刊》的两篇文章《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家族累积说”：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是应南开大学红学社邀请，分别进行题为“红楼百美诗渊源流变”、“《红楼梦》著作权争鸣历史与现状”两场讲座时再思考的起点。

　　关于外来文化思潮与《红楼梦》研究关系方面文章，系天津师范大学举办“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相关学术信息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四辑会议综述。

　　“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由中国矿业大学与河南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作者应邀与会并以“民国《红楼梦》研究格局对当代红学的启示”为题发言。

　　新世纪以来红学界同仁尤为关注学科建设问题，由中国矿业大学与河南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展示了本人作序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刚影印出版的《民国红学要籍汇刊》（王振良编），本人以“民国《红楼梦》研究格局对当代红学的启示”为题发言，收入本专题的同题文章即据那次会议发言整理。

　　靠文献研究起家的“新红学”考证派已经有近百年的学术积淀，尤其在曹雪芹家世挖掘和《红楼梦》版本发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学术实绩，但红学文献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内部危机，并且在学理层面受到了挑战。如考证派对红学文献的诠释过度甚至曲解问题，不仅涉及红学文献的有效性，还关系到如何运用文献史料正确解读文本以及红学方法论的反思。

　　鉴于红学文献研究的现实状态，在河南省郑州市的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上，本人作了“《红楼梦》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的发言，经整理后刊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专栏。

　　与此相关的，随着周汝昌先生早年在文献缺失情况下对“曹荃和曹宣”推考的“悟证”成功个案，近年来又出现了“悟证”模式的尝试并引发热议，值“京津冀红学高端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之际，本人在论坛上就红学“悟证”与“实证”关系问题发表感言（相关论文曾刊于《学术交流》杂志）。

　　近年来《红楼梦》版本新文献“庚寅本”也引起质疑，2014年10月24日至26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坛”在天津召开（参见2015年第一辑《文学遗产》“会议综述”），本人应邀与会并向代表们赠送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刚影印出版的“庚寅本”，介绍了该钞本发现经过及鉴定情况。相关文章此前发表在《河北学刊》（并附天津报刊上刊载的拜访《红楼梦》版本专家冯其庸及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的两篇访谈纪要）。

　　《红学研究中的文献还原与思辨索原》、《红楼梦题咏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辨析》、《红楼梦杂评的文献价值及“桥梁”意义》等，都是本人为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生“语言文学研究方法论”系列讲座的内容，相关论文也曾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

　　《红楼梦》续书是本人跨入红学领域之初研究的专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红楼梦续书研究》在业内颇获好评，红学前辈徐恭时先生抱病在《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二辑上撰文，评价为“填补了红学一项空白”，红学史家郭豫适在《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二辑上特别指出，拙著与古代小说续书研究专家李忠昌的相关著作一道，“对新时期的小说续书研究作出了贡献，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还为《红楼梦续书研究》刊出书讯。

　　中国红楼梦学会与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期间作者赠送代表专著《红楼梦续书研究》。

　　1998年10月18日“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时，曾将拙著赠与会代表并在会议上介绍了内容梗概。

　　此外，本专题下收录的《刘心武“秦学”理论困境透视及其续红楼梦指摘》一文，系应邀参与北京文艺台“有一说一”节目红学热点对话的依据，相关文章曾分载于《红楼梦学刊》、《中国艺术报》等。

　　女作家温皓然《红楼梦续》出版后，本人应邀主持了曹雪芹纪念馆召开的研讨会并发表感言，后来还专门就她创作的续书与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一起参与了《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访谈，记者整理的访谈文字也一并附于本专题下。

　　文学即人学，“红楼人物”研究自然重要。收入本书的“《从人物形象变异看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缺陷》”，系天津图书馆“海津讲坛文化系列讲座”的轮廓线索，由于那次讲座涉及《红楼梦》中人物颇多，限于篇幅，本专题下仅收录了关于《红楼梦》男女主人公解读的两篇文章，即《“苦恋”与“苦悟” “拯救”与“逍遥”───贾宝玉的精神家园》、《斑竹一枝千滴泪───林黛玉原型及其文化蕴涵》。

　　一部红学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就是不同时期的红学研究团队前赴后继竞相结出红学硕果的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各个阶段的红学领军人物起的作用非同一般，甚至能影响一个特定时期的红学研究路数，这就是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谓的“新典范”。

　　吾生也晚，《红楼梦》诞生后那些在新旧红学时期留下痕迹的红学大家自然未获亲炙，所幸有条件和机会亲聆过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三位红学大家的教诲。在现当代红学史上，他们各有贡献。

　　周汝昌先生“为芹辛苦见平生”，《红楼梦新证》搜集的“曹学”文献，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胡适。尽管他的著作中也颇多谬误，但并不影响周先生作为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的红学史定位。

　　为纪念周汝昌（1918───2018）百年诞辰，由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在北京湘西往事酒店举行，本人作为周先生的家乡代表与会发表感言，后在2017年 8月2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红楼精神的守望者》，以缅怀一代红学巨匠。

　　受到主席肯定的李希凡先生是当代红学的开创者之一。当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以后红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毋庸置疑，李希凡代表的批评范式拓展了红学空间。社会历史批评范式不仅在当年对考证派红学的弊端具有全面解构作用，即使对改革开放后红学界碎片化、娱乐化的“揭秘”、“猜谜”尤其是远离文本的某些“研究”乱象也是种有益的反拨。

　　2016年1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举办了“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本人与会言，据发言整理的文章《李希凡批评范式与当代红学的发展》，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四期。

　　冯其庸先生对新时期红学的贡献红学界有目共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冯先生对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版本的深入研究，是考证派红学在新时期取得的最新成果；二是冯先生作为新时期红学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承担起了红学组织者、推动者的艰巨使命。因此，冯先生对于红学的贡献，已远不止于他个人的等身著述。

　　2017年4月10日和5月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冯先生家乡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分别举行了他的追思会，本人均与会发表感言。收入本专题的文章《缅怀母校恩师、红学前辈冯其庸先生》，系据两次会议发言整理，载2017年第四辑《红楼梦学刊》“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入以上五个研究专题的相关文章，虽论述角度各异，但由于“成书时间”较长，这期间笔者的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也略有差异。不同年龄阶段形成的论文观点和表述方式，可以叠放出这种差异的渐变过程。

　　抟合成集，除了去掉一些相关篇章之间的交叉重复和作了必要的文字润饰外，我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在注释、参考文献以及相关年代数字表述上，尊重不同刊物的风格习惯，收入本书的文章，一般不做统一处理。

　　为方便读者明了红学发展史的轮廓概貌、脉络流变，本书附录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这是移录自《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由于该辞典“增订本”下限截至2006年，本着“只增不减”的原则，除增补原辞典系年“下限”之前的相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的遗漏（如据张云章(1648—1726)的《朴村诗集》卷十所载《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七律诗，康熙五十年条目下补列了曹雪芹生于本年的一说，还有对化名“逍遥子”的《后红楼梦》作者吕星垣、化名兰皋居士的《绮楼重梦》作者王露、化名“归锄子”的《红楼梦补》作者沈懋德以及化名云槎外史的《红楼梦影》作者顾太清考证等外，本人据原辞典设计的体例重点增补了2006年后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的相关内容，新下限截至2017年岁末。由于笔者见闻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要恳请广大读者体谅的。

　　书末所附《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系《今晚经济周报》记者张一然及其团队对本人的访谈。在弘扬传统文化主流舆论导向的当下，天津媒体报道《红楼梦》在视觉文化中心时代的阅读状况及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具体工作，这不仅是对本人的鞭策，也是对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的宣传。

　　面对文案上校迄的《红学讲演录》清样，不禁黯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在天津师范大学执教，如今已整整过去了25个年头。

　　自《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四辑发表我的学术论文处女作《红楼梦续书的源流嬗变及其研究》至今，盘点了一下，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和报刊的红学文章虽也有近百篇，但感觉学术精品仍不算多。记得20年前拙著《红楼梦续书研究》出版，“后记”中曾写有感慨：

　　“这仅仅是漫长治学道路的起点。学问我还远远不够，做人也还要磨练。我能报答师友们厚爱、报答我曾经失落的昨天的，是拿出更好的研究成果来。新的重担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早岁哪知世事艰”，青少年时代的我，体会到了过多的世态炎凉。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加之性情使然，曾走过一段逆境求学的曲折之路，但早年的逆境也磨练了我意志，积累了社会经验，使我在新工作环境中少走弯路。

　　进入红学界后我的发展也还顺利，虽参与过一些学术争鸣，自己身在“界”内也难以回避那些本属于学术增长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非学术因素”也影响过我心态，夜深人静之时，我对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也进行过深度反思。“四十年来家国”，所幸我人生大半时光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度过的。

　　一个人精力有限，而我未竟学术计划尚有很多，这些年有意识远离了与“负能量”相关的人与事。如今早已步入“知天命”年龄的我，更要珍惜得之不易的一切。我将继续尽忠于教育事业，继续行走在学术征途，“煮字生涯墨磨人”，争取在有生之年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为了那些对我有所期望的热情师友，也为了自己“曾经失落的昨天”。

　　感谢历次红学讲座及红学会议的邀请单位，正是这些活动才催生出本书中的大部分文字。感谢各类学术期刊、报刊的编辑们对我的栽培与帮助。

　　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学前辈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对我的谆谆教诲，尤其是母校恩师吕启祥、胡文彬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爱与培养，还有《红楼梦学刊》友人孙伟科、张云、何卫国等对我的深厚友谊，知恩图报的我没齿难忘。

　　天津学界前辈宁宗一等以及南开大学老校长陈洪对我的认可器重，天津师范大学领导及文学院赵利民院长还有同事们对我教学、科研的鼎力支持，家乡媒体朋友吴裕成、罗文华、王振良、何树青等以及书画界师友唐云来、赵士英、彭连熙、爱新觉罗•梦玉、邵佩英等对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的无私奉献，尤其是我老同学贾志云对开展各项红学活动的不遗余力，使我铭心刻骨。

　　最后，还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也是我亦师亦友的红学同道任少东为此书出版的奔劳，特别是责任编辑和排字工人的默默工作，终将我的《红学讲演录》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当然清楚：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语境下，处于瓶颈期的红学研究起点早已被垫高，要开辟新途径就不可能在封闭的心态中思维。故步自封，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才是真正局限。只有不断与学界对话摄取有益的学术信息，才能进而调整自己的学术思考。这当然难度很大，我虽学力不逮但应是努力方向，期望我的下一部作品能有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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