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76年毛主席做出3次重大抉择时间终于拐向中国这边养生智慧 56健康网

　　这段时间，毛主席日理万机，一边忙着指挥解放西北战争，一边忙着接见社会各界人士，筹划与商讨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务。

　　南京解放后，筹备建政工作显得更加紧迫，社会也随之出现关于中共建政的多种言论，其中不乏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观点。

　　毛主席为了驳斥错误思想和反动观点，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在百忙之中抽空写了篇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以此安定社会各界浮动人心。

　　6月30日，中共建党28周年这天，新华社广播电台播放了毛主席这篇雄文。其中有一句讲到：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这篇文章发表后，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抉择，直接关乎着中国人民的未来。

　　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当年新中国要是倒向美国这边，跟着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早就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就是成功的发展案例。这种想法，过于幼稚与天真，压根不懂历史和国情。

　　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侵略、掠夺和战争，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才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欧美诸列强和日本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而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再复制这条血腥之路。中国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唯有依靠人民群众长期的奋发图强与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韩国崛起，受益于美苏冷战、中美对抗的地缘政治，以牺牲独立自主主权为代价，换取了美国在经济上的扶持。经济发达，政治阳痿，没有什么值得好吹嘘的。新加坡弹丸之国，完全得益地利优势，外加体量太小，不值一提。

　　有些人，喜欢拿这种特殊个案，当成普遍现象与一般规律，显示出哲学的贫瘠和眼光的狭隘。

　　两个月后，毛主席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抵达东北边界后，进入并穿越寒冷冰冻的西伯利亚，第一次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此次，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目的是为了寻求获得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援。

　　毛主席访问苏联取得多方面成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苏联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同意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和提升军事现代化程度。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力，以及所属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外，还废止了1945年与签订的不平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援助，最少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成为亚太地区抵抗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大幅度降低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为苏联经略东欧和国内建设提供充足的战略空间。

　　中国同苏联结成同盟国后不久，在朝鲜半岛战胜以美军为首的骄横与强悍的联合国部队，这两件事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空间。尤其是后者，为新中国赢得纯粹的尊重，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威慑了外部敌对势力。

　　在毛主席与周总理擘画下，新中国外部工作者均有非常出彩的表现，展现出一个传统大国的外交智慧与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顺理成章成为亚洲地区的实质性领袖。

　　1959至1963年，由于赫鲁晓夫的霸蛮与自大，频频向中国提出各种无理政治要求，并试图通过组建联合舰队来控制中国海军，引发了毛主席强烈不满。深层次的缘故，是赫鲁晓夫继续以国际社运老大自居，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短视与粗鄙。

　　赫鲁晓夫为了满足个人情感或私利，不顾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和价值观，在苏联国内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政治运动。这种粗鄙与过激做法，等于变相动摇苏联根基和挖掘摧毁苏共祖坟，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后被伟人视为修正主义者。

　　在中苏关系走向拐点的历史时刻，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又无比正确的决定。为了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及长远利益，毛主席毅然拒绝赫鲁晓夫无理要求，冒着得罪苏联可能带来巨大军事威胁的风险，同世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决裂。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第二次实施“一边倒”的政策，这次他倒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

　　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毛主席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呢？很多人都天真认为，新中国应该向苏联妥协，这样苏联会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诚然有理，如果毛主席向赫鲁晓夫无原则地妥协，可短时间内会获得更多援助，人民群众或许没有那么艰苦。但是中国从此失去独立自主，逐渐会沦落为苏联的附庸国，搞得不好还会成为苏联的傀儡。

　　很多人看不懂，等苏联解体后才恍然大悟，终于看懂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才知道伟人目光如炬，看得比谁都深远。

　　不过，对于经历过万里长征、创造南泥湾奇迹的毛主席而言，这种眼前的困境是可以打破与战胜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样可以创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奇迹。

　　1963年，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开始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经过长达十年的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毛主席领导几亿中国人，在苏美两个世界性大国的夹缝中，披星戴月地继续建设自己的祖国。

　　先后在科技、军事、经济、医疗和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举世共睹的进展与成就。当赫鲁晓夫还在黑海之滨度假时，却收到莫斯科发来强迫“退休”消息，同一天，中国第一颗在西北荒漠里爆炸成功。

　　在外交方面，1964年中法两国正式建交，这一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有刚果、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贝宁。如果算上1960年古巴、马里、索马里，1961年老挝，1962年乌干达，1963年肯尼亚、布隆迪，1965年毛里塔尼亚，整个60年代中国先后同14个国家建交。再加上50年代建交32个国家，总计有46个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我们要知道，这是在美国封锁与遏制情况下，所取得的外交成果，每一次建交都来之不易。然而无良公知却把这段辛酸与艰难的创业历史颠倒，把美国长达20年的封锁描述成毛主席封闭自锁，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论误导了很多年轻人。

　　1969年，英勇善战的解放军在东北边境的珍宝岛，用实力告诉傲慢无礼的苏联，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珍宝岛不是布拉格广场，他有能力和意志阻击摧毁世界上任何野蛮的暴力入侵。

　　毛主席邀请他在延安窑洞就认识的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斯诺，共同登上具有非凡象征意义的城楼，并且以一种亲密友谊的姿态，共同接受了《人民日报》等媒体的采访。

　　基辛格和他的同僚们，在毛主席这个隐约的举动中，捕捉到一份中美有可能走向对话合作的欢欣与鼓舞。

　　经过迂回的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在美国总统的支持下，于1971年7月15日实现了历史上首次秘密访华，同年10月正式公开访华。基辛格公开访华，最主要任务是为美国总统访华铺路，向世界披露中美走向对线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伊朗、科威特、黎巴嫩、土耳其、奥地利、比利时、冰岛、圣马力诺、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秘鲁等。

　　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部分中国要员在机场迎接，以表中国高规格的礼仪与重视程度。当然，机场旁边空地上，依然还树立着格外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标语。

　　毛主席在菊香书屋，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人进行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会晤。随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在洋溢着亲切与愉悦气氛的宴会厅，尼克松发表了演讲。

　　他讲到：“……我们没有理由做敌人。我们都不寻求控制对方，我们都不想控制对方。”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这为后来中美建交打下基础。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后，第二年日本首相田角中荣访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随之，中国同澳大利亚、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冰岛、西班牙等国家建交，中国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

　　毛主席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毛主席根据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及国家长远发展需要，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偏见，同对抗二十年之久的美国达成和解，并且把这种政治上主动权控制在己方手里。

　　第一次，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先谋求站稳脚跟。第二次，同苏联决裂，全面倒向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谋求扩大国际影响力。第三次，同美国达成和解，解除了国际封锁，全面融了国际社会。

　　毛主席善于驾驭复杂纷繁的局势，并且总是能在事态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就能提前做出精准判断与正确抉择。这种洞察宇宙之机的才干，为争取独立自主敢于藐视一切强大对手的魄力，令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政治人物敬服不已。

　　我们梳理与思考历史，发现毛主席每一次抉择，都是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才做出因时而动的变化。既没有拘泥于过去成功经验，也没有满足于现有成就，但眼光始终聚焦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

　　在对外政策方面，世上不可能每件事都是好事，也没有永久普遍适用的法则。圣人不会随便苟同别人，也不会随意拒绝别人；不会什么都听取，也不会什么都不听。要想事情成功，就要使计谋切合实际，处于主动的地位。

　　换句话说，圣人治国会根据不同的事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不同解决方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深入了解具体真实情况，才能准确地掌握事物的变化和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