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一可见，气运变化每六年就出现一个相似的周期，比如在未年（羊年）的2003年出现的疫病“非典”，到丑年（牛年）的2009年又出现疫病“甲流”。气候与发病特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见表二：岁气与温病相关表）。我们暂称之为“似周期”。

　　去年的少阴君火在泉之气此时迁移，相火与君火二气相交。气候反常地温暖而多变，易发疫病和温病。

　　这种“似周期”的推算，仅以年岁的地支为参数，若再加上天干，则60年为一个“准周期”，称之为一个“甲子”。“甲子”不是单纯的纪年办法，它所包含的内在规律，是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观测总结出来的。

　　西方民族的起源多是游牧为主，虽也受气候影响，但由于可以随时迁移，所以消弭灾害的能力比较强。而我们东方则不同，我们是以农业为主，必须对气候变化规律有更深透的了解。

　　60年“甲子”这一规律被我们的祖先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医疗等生活中，并扩展到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成为涉及天文、历法、物候、气象、地理等综合性很强、应用面很宽的一门科学。并在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中，逐步渗透进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疫病。虽然史书的记载不尽完整，但只要是比较严重的疫情，总会找到些蛛丝马迹。

　　在这次“甲流”发生后，李维贤先生（中医主任医师，原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基础所副所长）从大量史籍中，查找己丑年的疫情，居然被他抓住了规律性的现象，请看下表（表三：己丑年史载发病疫情表）

　　二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象山、高淳大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无为、东流、当涂、芜州大疫；十月江南大疫。

　　从此表看，病毒病菌竟然如此听话，不是听我们人类的话，而是听从大自然的摆布。疫病与年运竟然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当时的记载太过粗略，没有发病月份的标注。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依气运规律推算，发病应多在二之气。中医常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当冬天不冷，阳气不能内收，藏而不能化精，则必成内热郁积，遇到二之气的少阴君火，使内热难以发散，内热遇外寒或内热夹湿，则很容易发生流感。

　　晚清有一位名医，叫陆懋修（公元1818-1886年），儒医兼通，精于临证，在当时极有影响。他说“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依据此理，他将公元前2697年（黄帝八年）作为第一甲子的起始，推算至1864年，第76甲子。以人们所熟悉的有影响的古来医家为例，探索六气变化与医家流派的相关性，得出“湿寒、寒湿之运，则以温散温补为治者，非偏矣”，“风火、火风、燥火、火燥之运，则以凉泻清滋为治者，非偏矣”（见表四：六气变化与医家流派的相关性）。

　　中医门派很多，但主要分为寒凉派和温热派，只有当它们疗效十分明显时，才有可能为人们所认可，成为当时的名医名派。而探究其内在原因，则是与当时的气运变化相应。中医历来主张因人、因时、因地施治，就是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应用。

　　张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用寒凉之青龙白虎汤治温热、湿温之病。时人习用乌、附辛热，为治多误。

　　火风、燥火用事，霍乱盛行，尽为热证，陆懋修独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或以凉水调胆矾，吐而愈之。

　　陆懋修的推算，揭示了气运变化与中医医家流派的相关性，“补泻温凉，各随其运”，进一步证实了中医的天人相应的理论。对于《黄帝内经》所说“必先岁气，毋伐天和”，陆懋修指出“此但就逐年之岁气言之，而六十年之岁气不可不讲也”。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正处在风火之第79甲子。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天气很冷，都需要穿棉裤、棉鞋，戴棉帽，有不少人手、脚、耳朵屡犯冻疮。而从1984年之后，据气象观测记载，至2008年之前，已经出现了16个暖冬，这又恰与我们推列的气运的变化规律相符（请看表六：1984-2013年30年气运表）。未来的第80甲子是火上加燥，直到2104年才会回到与1984年相同的坐标横轴，重新开始变冷。

　　当今的中医，虽然真正有功底的已存世不多，但仍可见寒凉派与温热派两派并存。正因我们这代人的年岁跨了两个不同的甲子，1984年以前为寒湿气运，则温热派多良效，之后为风火气运，与当年张仲景所处年代的气运相似，则又能以寒凉派胜出（见表四、表五）。

　　顺应大自然的变化而辨证施治，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正是中医的高明之处，正是我们的老祖宗的高明之处。“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不考虑年运的变化，不从大处着眼，抓不住气运变化的大参数，只去抠脚趾头，又怎么能看好病呢？

　　以*标明的年份应是1984—2007年间出现暖冬的年份，之后的暖冬还会出现在2008年、2010年、2011年和2013年。

　　从1984年到2013年，30年中将出现20个暖冬（至2007年已经出现了16个）。而且根据表五所推，这30年属于第79甲子的前30年，当以厥阴风木为主，气候虽会变热，但由于风具有“善行而数变”之性，其间还会出现偏冷的现象。

　　而其后30年，即从2014年到2043年，即第79甲子的后30年，则属于少阳相火当令，应该比前30年更热，现在人们所说的大气变暖将会更加突出。就是说现在还没热到头呢，至少要到2044年以后才有可能开始降温。在以温热为主的年运中，必然多发流感，大家应注意表2的提示。

　　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是，在第79甲子大气变暖之后的第80甲子，进入火燥当令，在热之上又加干燥少雨，恐怕将出现比较严重的淡水危机，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与其现在花大力气去防止大气变暖，不如赶快为解决淡水而未雨绸缪。改变大气变暖不是人力可为，而解决淡水缺少却是人必当为，舍当为不为而取不可为强为，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陆懋修依60年一个“甲子”的准周期，“扩而大之”，以6个60年，即360年为一大运；以6个600年即3600年为一大周。并“从厥阴风木运始”进行推算。

　　依此推算，从1984年起进入第14大运，至2343年前，这360年就是少阴君火和阳明燥金当令，属火燥大运。从公元904年至4503年，这3600年为第2大周，亦属火燥大周。可见，我们今天正是在火燥叠加的气运之中，气候变暖大势所趋。

　　只不过周期越长、越大，与某一年的相关性越小，影响力越弱。但这类叠加的推算却可以作为长期趋势的参考，或许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意义，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探索大自然规律的新的启示。

　　综合归纳、推理演绎、取类比象是我们祖先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西方的统计演算、数理分析、精密实验一道，共同诠释着人类面对的各种事物。与西方相比，我们似乎少了一些精确性，但更多了系统性、完整性和变化性，从这个角度上评价，其科学性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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