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方等人联名发起“历史学术研讨会”,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民盟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不要参与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把邀请信交给中央。
在《邓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里,1986年12月30日邓表示:“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根据注释,周谷城时任中国农工中央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事情的性质是:方等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妄图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煽动学生闹事,以达到颠覆社主义政权的不可告人的阴谋。钱老等人在大义面前义不容辞,及时出手,挫败了芳等人的惊天阴谋。不存在什么高密,更不是什么小人之举。我想每一个热爱事业或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的做出那样的抉择的!
现在看来周、费、钱等民盟的决定并无不当,如此大的一个活动,是不可能有什么保密可言,周、费、钱等人无非是向中央表明态度不参加而已。
这没什么错,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打击,不愿意再介入那样的政治活动很正常
首先表明,我们都是来证明钱老清白,反对污蔑钱老的人的。我们是同一战线的。
其次,你自己看看你的发言逻辑。既然没有保密,何须向上提交?既然无心参与,不参与就行了,表明态度是为什么(而且只有几个人)。既然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打击,那应该很同情方等人啊。你的发言很容易受到分子的攻击。
这种公开的大型松散的公开活动,不可能有秘密可保(你以为国安是吃干饭的?),中央需要的就是让知识分子表明一下立场与态度。费孝通看得很准,这也是民盟集体决定不介入的原因。同时也避免了受几个激进分子的政治牵连
注意,不是什么大型公开的活动,而是还处在“《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信”这个阶段。方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开除党籍的,而不是其他的煽动学生之类的。而总设计师也表扬了钱老,说明钱老在挫败方等人阴谋的事件上有一定功劳,而不是简单的只是表明态度。第二年他就担任了1987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想着和他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这不是什么人情,而是历史大功。中央让知识分子表明态度也说不过去(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使用户中央的)。
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的名额是严格按照八个党派分配的,每个党派合计两人。这个分配政策是八十年代后期实行,延续到现在。钱伟长当时是民盟的第二号人物,自然出任政协副主席
当时中央决定每个派出两个人分别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及政协副主席(总共八大派)。民盟推举了费孝通与钱伟长,费孝通出任人大副委员长,而钱伟长出任政协副主席。
这个政策延续到今天,人大副委员长与政协副主席的名额是按派来分配的,每个党派两个名额。
如果想当人大副委员长与政协副主席,只要你在所属的派中能排前两位,就肯定会当上。
费孝通退了以后,丁石孙接任费孝通在民盟的主席,所以,丁石孙理所当然就成了人大副委员长
费孝通,钱伟长作为民盟的负责人,当然不能随意参加这种不公开的活动,就是公开的活动也不能随意参加,如果搞错了,不仅个人倒霉,也会给民盟造成不好的后果。方邀他们参加是否也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
哎,再也不去理那些信的了,他们其实很可怜,只有靠抢夺别人利益,其他正常社会他们就没了生存能力,也很无耻,为了那点利益可以将无耻进行到底
哎,再也不去理那些信的了,他们其实很可怜,只有靠抢夺别人利益,其他正常社会他们就没了生存能力,也很无耻,为了那点利益可以将无耻进行到底
倒是方有些老奸巨滑,想拉人下水也不是这样搞法。民盟在五七年,吃过大亏,现在有所顾忌也是人之常情。
三等分角的代数判别准则是————已知有理数为出发,经有限次加减乘除和开平方所给出的数。
二等分角的代数判别准则是————已知数为出发,经有限次加减乘除和开平方所给出的数。
由于同时有两个代数判别准则在处理着尺规作图中的相关内容,它吸引着一些人继续探索着几何三大难题。所以一定会有不断出现声称继续研究三等分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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