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姜俊:“边界”的双重开放一起打保龄球
2020年11月底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策划了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群展,取名叫“一起打保龄”。和足球、篮球、排球等团体体育运动相比,保龄球是个体性的,即使是一起参与,其个体活动的界线也非常分明,个人的赛道不容侵犯和混淆。
“一起打保龄”这个题目来自一本由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政治学名著《独自打保龄》。它是一本关于社区生活衰落的研究,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下出现的一种个人主义的激化和泛滥。而”独自打保龄”则是对于这一现象的隐喻。我们逐渐看到了一种社区生活的衰落,互助机制的解体,这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同样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在今天艺术家往往被塑造为一种“独行侠”的天才形象,就如同一个打保龄球者,但真实的状况下,我们正在经历一次艺术实践的转型:从个体天才的创作到创意工作者的团队项目协作。
而本次展览也正希望回应这一艺术实践的范式转型,并提取了“边界”和“共生”这两个概念展开。所以我引用并翻转了“独自打保龄”这一文本,希望和五位年轻、尚未定型的艺术家陈安斯、陈一致、段俊豪、袁泽强、朱湘一起合作,来探讨艺术家的个体“边界”如何被识别或超越,如何在“共生”中找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平衡。
今天艺术家的工作和所有的其他工作一样都进入了强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机制,一个展览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结果。作为策展人我在和五位艺术家的讨论中,思考了如何切入“边界”和“共生”这两个概念,最后决定将整个展览项目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分别偏重于一个概念,展示从“边界”到“共生”的过程演变。
2020年11月底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开幕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为总体项目的第一场。它展现了五位艺术家个体的创作,聚焦个体艺术家互相之间的“边界”。五位艺术家是如此迥异和各有特色,在“边界”概念下他们都获得了各自确定性的空间位置,可以清晰的展示各自的创作特点,或者可以理解为在各自的一条保龄球赛道上大显身手。而在2021年的第二场展览中,我们将会转向另一个概念“共生”,五位艺术家将被要求走出他们自己的舒适区,打开个体性的边界,融入团队协作,并离开有隔离效果的白盒子美术馆空间,进入开放的日常,针对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创作一批在地性艺术作品。它宣誓了边界的双重开放艺术家个体性的边界开放,以及艺术空间和日常空间界线的开放。同时从“边界”到“共生”的两个展览也分别用两个结点展示了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边界的消融从陌生到熟悉,最后共同进入协作的过程。
在第一个关于“边界”的展览“一起打保龄”中,主视觉为五种不同颜色的并列,就如同保龄球的五条互不相干的赛道。作为主视觉的红、灰、绿、青、蓝是每位艺术家从自己作品中抽取的一种颜色。
艺术家陈安斯和袁泽强分享同一个展厅,一边是极简风格的装置,另一边是超现实的绘画。
陈安斯选择了灰色,为她的展览取名为“不在场的在场者”。她的作品在形式上受到美国拉丁裔艺术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影响,以极简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对于隔离和开放,自我和群体关系的反思。从入口处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典型托雷斯风格的五面镜子,但她转换了其内容,当观众站在白色的五个立台上,就会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以及在镜子上被抹掉若隐若现白色的网络热词:“打工人”、“凡尔赛”、“耗子尾汁”、“后浪”、“内卷”。这些都是当下青年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某种社会现实的嘲讽。
在这件作品的背面是被嘴部特写所覆盖的整面墙,每一张嘴用不同的语言似乎述说着什么禁忌,其上隐约可见的文字被部分灰色马克笔修改、划去,但观众仍然可以登上可以移动的阶梯凳观看上方的图片,阅读其中被涂改的文字。在图片墙的对面是一个视频影像,它循环播放着不同肤色的人说的同一个单词“open”(开放)。在这个互相隔绝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边界的开放。
艺术家袁泽强选择了青色。其空间的第一个视频作品非常直白地展示了一次火车旅行的拍摄,沿着一条车窗外的电线展开了一段极其平淡,甚至无聊的风景延伸。
袁泽强绘画中的图像都来自于这些平凡的日常,他通过筛选触手可及的周遭图片,如广告、生活照片、杂志、海报、电影,非常主观的提取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虽然被人忽视、抛弃和搁置,但却莫名打动他的“刺点”,并将其在绘画中重新拼装。平凡无奇的它们最后以一种拼贴和蒙太奇的方式获得了某种超现实和荒诞的新生。他将其称之为“临时组合”。
艺术家陈一致和朱湘共享一个展厅,她们都共同讨论了城市改造中人的记忆和现实之间的龃龉,并涉及了不同维度的穿越感和思乡之情。
陈一致选择了蓝色,她的作品讨论了人和空间,城市变迁的议题。作品《日常/折叠》以一种主体视角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互相折叠、交错。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与现实中不断交替切换着生活,作品映射出当代社会中都市年轻人繁忙、多轨、廉价的日常,以及其背后所隐隐的焦虑和迷茫。他们被捆绑在数据加速中无法自拔。
《失向与找寻》则通过三屏影像探讨了广州老城区在激进城市化中的变迁,整个采访充满了浓重的怀旧色彩。城市的激烈更新,导致了童年记忆的遗失,以及一种浮萍感所激发的乡愁。其中每个被访者在这种现代化的超级速度中都多少不安和失向着。
艺术家朱湘选择了红色,她的作品《似虹之书》源于她在厦门的驻地项目。作品以跨媒介的总体剧场呈现出来,其中艺术家虚构了一幕“遗物归还”一位流浪者带着故人的遗物回到其故乡,并将其归还。遗物、历史记忆、海岛、讨海人、信仰、信件、一座未命名的城市构成了她作品的怀乡主题。
她的展览分为前面的文献部分和后面的影像剧场部分。三组多屏黑白影像和一个声音装置,在南国绿植和黑色幕帘的帮助下将空间有机的分隔,形成了四幕剧场,讲述着三段不同的故事。声音装置是最后一幕,被设置成红光暗房。在海岛照片的环绕中,我们可以坐着通过耳机倾听一位外国诗人在百年前为这座海岛所写的诗。艺术家用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方式朗读这首诗的中文翻译,作为整个故事的尾声。
最后是艺术家段俊豪在廊道中的作品,它对着高大玻璃幕墙,以一个巨型的回旋结构创造了一个可以进入的跑酷装置。被染成各种绿色的纱布和玻璃幕墙外的棕榈树遥相呼应,垂直的布条层层叠叠,互相交错又仿佛是一片室内的人工竹林。纱布上绿色的部分连在一起仿佛是一首歌曲的音波图。段俊豪选择了绿色作为他的主色调,取名为“春之祭”。
他希望借用了俄羅斯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春之祭》来表达了对于春的礼赞和献祭。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灵感来自俄罗斯远古时期的异教祭典:一群长老围成一圈坐着,一位少女被要求在中间跳舞直至跳死。她是他们用以祭祀春天之神的祭品。
五位艺术家带来了五个不同的艺术呈现,但他们之间也并非相互区隔,而是保持着某种呼应和共振。在传统美术馆展览“边界”结束之后,第二部分也循序渐进的开始推进,走出美术馆,进入社区和日常公共空间成为了“共生”的主旨。通过多次的协商,最后我们在广州选择了一个社区文化创意空间“未来社”。它坐落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旁,占地面积1700多平方米,曾经是创办于1981年的广州珠江水利委员会子弟学校(珠委小学)。现在小学已经搬迁,它被改造成了一个社区文化的创意中心。五位艺术家将通过几个月的在地调研在此共同创作,为大家呈现一种更有机的融合和协作。
同一个场所聚集了不同的个体,使得他们进入协作,实现某种所谓时间和空间的感性共振。这对于无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来说都将是一次挑战。一群“独自打保龄”的人如何可以走到一起?他们将会在那里更有机地共创一个公共艺术剧场,还是依然是在同一场所的五条不同的赛道呢?这无疑也是另一种对于边界的讨论艺术如何进入公共空间,如何对话一个有历史温度的场所。最后我个人觉得,整个项目本身将首先是一个协商的空间,然后再是一种关于创造力的社会政治实验,它能够向我们展现今天“边界”和“共生”、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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